夜，雨疏风骤。隔帘听风，思绪随风飘荡，穿越夜空飞向了故乡。脑海里，我家的老屋与故乡的许多老屋一样，像个耄耋的老人，痴痴地站立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我家还有比老屋更老的两处老屋。与老屋相对的石犬背上的老屋是我爷爷辈的住房，窄小阴暗潮湿，那房子现在已经歪歪斜斜，纯属危房，产权归我叔叔家。石犬背老屋的后边，有一幢三层的楼房，是我父亲与远房的堂兄弟们合建的，我们家仅有四分之一，即楼下楼上各一间。我们家的那间房与隔壁三妹哥的房子相连，而三妺哥家人少房子宽，父亲就向三妹哥家买了两间房，这样我们家就有两处房子。那时，爷爷奶奶都早已去世了，我父亲有个比他小12岁的弟弟，兄弟感情一直很好，成家后各有一大帮子女，一起生活确实有许多不便，但是总讲不出要分家。

　　听说，有一天兄弟俩都去干活了，母亲与婶婶在家把全家的财产一分为二，把一根火柴梗折成长短两段，长的代表新房，妯娌俩抽签决定，我母亲抽到新房。等父亲、叔叔劳动回家，就各回自家了，分家就这么简单。这事在我们村也一度受称赞，因为村里有好多家庭分家分出矛盾，要请各家舅舅、村干调解纠纷。

　　那老屋虽小，但我们生活得很幸福温暖。大哥二哥住楼上，楼下小房间里铺角尺床，父母带弟弟，我跟两个姐姐，六人一间。那时的农村，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最迟是晩上八点就上床了，只要父亲一句话，睡觉了别吵，我们就真的马上睡着了。

　　到了1970年，我哥哥要成家了，父亲决定建房。在众乡亲的帮忙下，第二年一幢三层的泥墙青瓦楼房就建成了。由于叔叔是木工师傅，二哥也跟叔叔学会“做木”，因而我家老屋的大门在当时当地就显得比较洋气。迁居后第二年，我就去公社中心学校上初中和县城念高中了。期间父母把老屋一分为四，我四兄弟各一间。我师范毕业那年，在二哥的指点下，用他的木工工具还亲手做了楼上两间房的天花板。

　　老屋留下了我太多苦涩而又美好的记忆，我曾在那小房间里学习数理化，有时一道数学题让我在煤油灯下啃一个夜晚；我曾在那小房间里拆开了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实现了跳农门端上“铁饭碗”的梦想。二哥又在老屋里开了代销店，酱醋盐酒伸手可得，村姑小孩时常光顾，老屋显得特别阳光。

　　然而，这样的时间不长，我父亲60多岁了，乡里照顾他到乡政府的小料厂去当保管员，我二哥的孩子们也大了，房子不够住，又自己建了新房。我们兄妹们都走出大山，在外发展了。偌大的老屋就我母亲一人居住。后来，父亲从小料厂回了家，俩老相互依靠，只有暑假和过年时，老屋是热闹的，父母是最开心的。有一次，我母亲去遂昌我姐家了，我因工作，非周日到家，推开门习惯地叫“大！大！”都没人回应，我推开父母卧室门，父亲惊奇地问我，你今天怎么会回来？我重感冒了，爬都爬不起来，我叫喊了好长时间，叔叔家都没有人听到，我想我今天要死在床上了，你回来正好，真是老天保佑我。

　　后来几年，我们兄弟姐妹都靠着自己摸爬滚打，住进小市区，虽然都有进城区工作的喜悦，但心里牵挂故乡老屋的父母。繁华盛世给了山村年轻人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平台，可是，乡村却变得更清静了，炊烟稀疏，除了寂静，还是寂静。

　　还是四弟首先在城区买了一套房子。1995年春，我和大哥驱车把父母接到四弟家。从此，老屋的大门关上了。

　　一晃40年过去了，我们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老屋在经历风风雨雨后，恰如一辆即将报废的汽车，门旧了，窗朽了，顶棚碎了，外壳裂了。我如今在城区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但时常梦见的家，还都是那故乡的老屋。

　　前年，故乡锦安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后又确认为丽水市传统文化村，今年又确认为浙江省历史文化村。作为红色革命老区，政府已经对当年红军挺进师刘英同志在我村办公的场所挂了牌，开始修缮了。也许，我们兄弟姐妹或我们的子孙们也会把我魂牵梦绕的故乡老屋装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