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娟

　　1972年，我出生在浙西南的一个小山村里。我和5个哥哥，加上父母和奶奶，全家9口人挤在一个大宅院的几间偏房内生活。

　　小时候的记忆里，最开心的是春节期间父亲带着我们去亲戚家做客。父亲允许我们最多可以吃一块肉，还可以拿压岁钱。压岁钱少的5分，多的5毛，一离开亲戚家，压岁钱就得上交。那时的交通全靠两条腿，早饭后出去，晚饭后回来，一天要走几十里路，到家都已经天黑了。

　　平日里，我经常一大早就被父母叫醒捡猪粪、放牛。甚至早上要先放牛，然后再匆匆地跑到乡里的中学去上学。初中是长个子的年龄，裤子很快就短了，没有钱买新衣，穿着短一截的裤子，大冬天的，裤子和袜子中间露出一段。夏天基本光脚不穿鞋，其他季节不下雨穿布鞋，下雨穿解放鞋，一双解放鞋穿到烂帮了都还在穿。由于我的上面都是哥哥，渴望拥有一件漂亮的花棉袄和一条裙子都成了奢望。每年冬天，我的衣服永远是哥哥们穿过的旧黑棉袄。

　　家里人多，又都读书，分田到户前，我们家年年欠生产队的。爸爸每天精打细算，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口上。妈妈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纳鞋底、缝补衣服。奶奶是一个裹小脚的女人，虽然成长于旧社会，但非常明事理。她坚信黄金不如乌金贵，高考落榜后的二哥就是在奶奶的坚持下，复读了两年，最终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在二哥的带动下，后来四哥，小哥和我都相继考上了大学。大哥1979年去参军，5年后转业回来，当了半年的村支书，后来应聘当了乡里的人武干部。

　　“树大分叉，儿大分家”。在我初中阶段，大哥、三哥、二哥相继成家后就自立门户了，剩下我、小哥和四哥继续由父母供养上学。二哥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教师，成家前的工资收入几乎都投在大家庭里。成家后，二嫂是工人，他们俩都有固定的工资，仍然时常接济我们兄妹仨。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件是1984年二哥参加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给我买了一只电子表；另一件是在我考上大学的1990年，父母原打算让我提着家里的一个旧旅行袋去上学，是二哥在口袋仅有50多块钱的情况下，带着我去百货大楼买了一只真皮皮箱——那时还是女子出嫁必备的嫁妆呢——花了近50元，剩下一点零头给他自己小家庭买米。

　　大哥和三哥家都是农业户口，他们只能自保。靠父母的务农收入，要供养三个小孩上学，家里的钱根本就不够用。因此，每年开学季，父亲就到信用社去贷款给我们交学费，到夏冬粮收了卖了钱再还贷款，周而复始，直到我上了大学。

　　读书贷款的利息比农业贷款还要高，但是父亲还是咬咬牙，没让我们兄妹仨辍学。四哥第一年高考落榜，父亲也坚持让四哥复读了一年，所有的费用都是二哥支持。四哥还争气，考进了杭州大学电子系。大学四年，他在学校课后卖明信片，暑假期间，到建筑工地去打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在小哥要高考的那个学期，四哥还把献血后得到的营养品寄给了小哥。毕业后四哥任教于一所职业高中，小哥则成了一名中学的英语教师。

　　我在大学期间非常刻苦，当同学们看电影看录像打纸牌时，我仍然在努力读书：大二时通过英语四级，大三时通过英语六级，大四第一个学期参加了研究生考试。为了迎接研究生入学考试，我向一个同乡老师借用了办公室，和隔壁班的另一个女同学搬到了办公室复习。白天我们把被子藏进了柜子里，晚上复习好后，把被子铺在大办公桌上睡觉。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考上了研究生。199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在省城留校任教。

　　如今，我们兄妹6个，大哥刚退休，除了三哥是跑运输的个体户，二哥、四哥和小哥都是教师，五个哥哥全部在县城生活，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生活也都安逸稳定。虽然父母仍生活在农村，但他们身体健康，颐养天年，备受子孙孝敬。每到节假日，全家二十多口人，都到农村父母处聚聚，四代同堂，其乐融融，内心的幸福感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