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江明（松阳）

　　2005年初春的一天，我到龙泉办事，在龙泉报社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闻欣老师。时任龙泉报副总编王振春介绍我是“以前写小说的”，闻欣老师从椅子上站起来，和蔼地说：“我看过你的小说。”

　　王振春和闻欣老师的话让我心里一阵发虚。我是1985年读高二时喜欢上文学的。这种“爱”让人欲罢不能，阅读和写作一度让我的数学成绩直线下降。大学四年，我沉湎于文学，英语、古代汉语等差点“挂科”。及至参加工作，仍痴心不改。4年后，以“停薪留职”的方式离开松阳，赴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此后10年，我辗转北京、温州，最后落脚丽水，为了生活已经放弃了写作。此番与闻欣老师见面，是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出现的。我在丽水开办了一家印务公司，从事出版策划和印刷。公司正组织出版一套《绿谷风丛书》，闻欣老师的散文集《远去的背影》入编其中，我是过来和闻欣老师谈“生意”的。王振春的介绍和闻欣的话让我想起曾经对写作的迷恋，心中升起一股“背叛”文学的负疚感。

　　闻欣老师正在校阅报纸的副刊版，上面勾勾画画通红一片。我不禁感慨，龙泉的文学爱好者何其幸运。此前我与闻欣老师缘悭一面，但我早就得知，他在文联时，十几年如一日，扶掖新人；退休后到报社，字斟句酌修改、润色文稿。写作虽然与个人先天的禀赋、后天的努力分不开，但在蹒跚学步时，有一个人在边上扶持，在前面引导，在你灰心的时候不断鼓励，就可以少跌几个跟头，少走一些弯路，信心满怀往前走。

　　事实上，在感慨的同时，我心里更多的是羡慕和嫉妒。我在松阳工作的那几年，现实和爱好是相背离的。教书非我愿，写作又一直低徊无进步。没有人指点我，如何寻找现实和爱好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我心中充满了苦闷和彷徨，最后只好选择离开。

　　2005年冬的一天，我又一次来到龙泉。还是那间办公室，闻欣老师依然在“捉字”。我依然是“商人”的身份，但这次是来负荆请罪的。《绿谷风丛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共收入12本个人和单位编著的书籍，是丽水市首套由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丛书。其他都没问题，唯独闻欣老师的《远去的背影》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制版时，其中一个页面没有镜像，导致印刷出来时成了反字。这个页面只有5行字，字虽然反了，仔细看，还是能辨识出来。如果返工，将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我心中非常忐忑，既想得到闻欣老师的原谅，又对犯下的错误自责不已。这套书是我到丽水后的“第一炮”，有11本是个人作品集，文友们因为信任才支持我。更何况，从事这份工作，我自忖找到了一条将爱好和工作完美结合的道路——即使远离了写作，但为爱好文学的人编排、校稿、印刷和出版，虽然是作“嫁衣裳”，我仍旧在文学现场。

　　闻欣老师听完我的“解释”，蔼然一笑，说：“只几行字，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闻欣老师的话让我如释重负，但同时也让我感觉自己的“狭隘”和“短视”。回丽水后，我吩咐厂里对书籍进行纠正。一切完毕后，举行了《绿谷风丛书》的首发式。

　　10年后的春天，我与闻欣老师又有一次交集。《绿谷风丛书》出版后，公司每年推出一套丛书，为个人作者提供出版印刷服务。2015年，公司有3套丛书推出，其中一套《万象丛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闻欣老师的诗集《静坐沧桑》入编其中。

　　此次面见闻欣老师，我的心里依旧忐忑。《万象丛书》共收入8本作品集，出版社收到书稿后，建议闻欣老师的书稿改书名。我知道这可不是小事，作者在整理书稿时，一切都是围绕书名而展开案牍工作的，从篇目安排到前言、后记，牵一发而动全身。闻欣老师已经80多岁了，我在自责没与出版社做好前期沟通的同时，又担心老人家重编书稿会推迟出版时间。

　　此前，王振春调任文联主席，闻欣老师也从报社转到文联，帮忙编辑《龙泉人文》杂志。来龙泉的前两天，我已让王振春向闻欣老师转达了改书名的事情。在文联略微比报社宽敞一点的办公室里，刚寒暄几句，闻欣老师就拿出一沓文稿，是书名改为《回游》后要调整的内容——老人家用两天时间就把我的担心给消除了……

　　如今，龙泉文坛活跃着一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江晨、流泉、莫子易，省、市作协会员洪峰、陈小龙、吴向东、王啸林、王远长、蒋世荣、魏东明、金少芬、王慧……都得到过闻欣老师的悉心指导，他们都尊称其为“应老师”。我出生在松阳，在爱好文学的“懵懂”期未遇到闻欣老师，未结识龙泉的文友们，这是我的遗憾。但我在事业的“青涩”期遇到了闻欣老师，他的宽容、慈和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在事业发展的同时，得到了龙泉流泉、江晨等文友的鼓励，我重回写作队伍，这是我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