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大学前，我当过7年乡村教师。工资除国家适当补助外，由学校所在村村民负担，属“公办”编制外的非正式教师。

　　那是1971年9月，时年22岁的我，背井离乡，挑着一领草席、一床棉被和一只旅行包，从武义来到云和县一个群山环抱的山旮旯。学校门前，大山、密林、涧水潺潺；教的是小学“三复式”，即三个年级的学生聚在一个班，由我轮流上课;每月工资23元。

　　第一堂课，我左手捏三本书，右手抓一把粉笔，怯生生上讲台。我琢磨着“开场白”，往下一瞥，圆圆的脑袋一大片，有的在翻书，有的在开铅笔盒，有的在小声嘀咕，我心里一怔，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不由自主摸了摸额头，粘粘的，分明已沁出了汗珠。奇怪，孩子们开始笑了，捂着嘴，不出声，似有秘密。我摸不着头脑，心想山村孩子就是少见多怪。为舒缓紧张气氛，我咳嗽一声，便开始自我介绍，接着叫学生打开课本，四、五年级布置了几道数学作业，二年级上语文，从识字教学入手……

　　下课了，孩子们“哗”地冲出教室，哄然笑开去。我愕然了，总觉内有蹊跷，急忙跑进房间拿镜子一照，见额头有白乎乎的一片。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抓粉笔的手，独自也兀然笑出声。唇焦口燥的我，摸了摸内衣，已湿透了大半截！

　　接下来的日子，我踏遍了这里的八个自然村。家访中发现，畲族学生多，村民的生活贫困，文化落后，但办学热情高。责任感的强烈呼唤，我脚踏实地干了三件事。一是抓学龄儿童入学率。为招回流生，我与另外一位同事，披星戴月，逐一登门拜访，苦口婆心，用出浑身解数，入学率回升到98.5%。二是苦练教学基本功。对各册教材的重点和难点，课程的有机交叉和课堂动静的和谐搭配，都作了认真研究和探索。两年多教学的深耕细作，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终于回升，各科成绩明显提高。第三年，全乡教师莅临我校，我开“复式教学观摩课”，在会上介绍教学经验，得到与会老师的一致好评。三是筹划校舍建设。起草申请报告，兼任“跑腿”，我义不容辞，一趟又一趟，终于感动了县教育局，破例给民办学校拨款500元。当时的一元钱，到深山沟能买回一根大杉木，村干部谋划，家长助力，精打细算，硬是建造成两个架“人字梁”的土木结构大教室。村里借用民房上课的另外一个班，终于高高兴兴搬在了一起。

　　几项措施初见成效，群众办学热情更为高涨。1975年，六个山区大队干部，提出在我所在的村创办民办初中班。我自然赞成并尽力协助。这次办学报告批下来，国家资助1000元。众村民说干就干，建校搞得热火朝天，不久，第二座新校舍又在乱石堆里崛起。我“破格”升为“初中教师”，任命为中小学校负责人。

　　期间，有一件事至今难忘。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为解决师生食堂的柴火问题，我们几位老师带领初中生上山砍柴。队伍还未齐集，几位女同学在学校门前大石头上追逐玩耍，一不小心，一位同学突然滑倒，左手刚好重重地压在右手握着的柴刀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顿时鲜血直流，瘫倒在地上。“这还了得！”我一时吓懵了，心急如焚！“赶快送云和医院！”在旁的一位女老师提醒。我急忙拉上自行车，拿毛巾把学生的伤口一扎，让她扑在身后，沿着山脚新开的机耕路，歪歪扭扭地送上了急救之路……这次事故，给我们敲响了学生安全问题的警钟。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初中班任教，我的最大收获是深感自己知识的浅薄。俗话说：“给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我是1966年初中毕业，初中毕业教初中，岂不是误人子弟！面对可爱的学生，我感到内疚和自责，倒逼自己开启高中课程的自学。

　　时间跨入1977年，全国高考制度改革；1978年，祖国迎来教育的春天，我鼓起洪荒之勇，以同等学力报考，和当年全国590万知识青年一样，激动地走向高考考场，终于迎来人生的柳暗花明！

　　（市区 潘思斌 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