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的邓一光有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标识便是“最会写军人”，他的《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我是我的神》等作品就是这种标识的佐证，在他笔下，其军人无不充满英雄豪气的阳刚之美。这次的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甫一面世，媒体同样将其定义为“战争小说”，仅就题材而言，这样定义亦无不可。有战争自然就免不了会有军人，但这部《人，或所有的士兵》与邓一光以往小说中的军人形象相比则颇多颠覆。当然远不仅是人物，在选材、结构和思想深度等多个维度，这部新作都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了全新的奉献。

　　《人，或所有的士兵》虽以为期18天的香港保卫战为故事的整体背景，但这场战争在邓一光的笔下被处理成既不局限于中日两国也不受制于英日双边，而是将其作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与其说这部作品就是“二战”的浓缩版，不如说作品具有一种国际视野更为确切。而这样一种主观设计极强的国际视野在我国的当代文学中是十分有意义的。众所周知，八年浴血抗战是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热门题材，但我们过往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虽也有少量涉及域外者，诸如滇缅远征军、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等，但更多的则是孤立地表现本土战场，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游击莫不如是。不是说这样的选材处理有多大的问题，但如果一概如此也的确会带来一些局限。

　　与邓一光以往长篇战争小说中出现的那种阳刚威武的军人形象不同，《人，或所有的士兵》的主角儿郁漱石虽是军人但也是军人中的战俘，在他身上表现出更多的是软弱——对父亲训导的百般恭顺、对长官训斥的唯唯诺诺、对日军看护的噤若寒蝉；而且作品中不仅只有郁漱石这样一个战俘，还有在燊岛上那一群各种肤色战俘的沉重步履和失去希望如死灰般的木讷表情。说起来，在世界文学谱系中，战俘以及战俘营的生活本就是许多作家们创作取材的一座富矿，也出现了诸如《黑狱枭雄》《大偷袭》《第五屠宰场》《极地重生》《一个被追捕了四十年的战俘》等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上集中状写战俘营的小说则甚少。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中，军人的形象更多地被固化：要么上阵杀敌要么血洒疆场，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被俘就是一种耻辱。而这样一种观念固化的结果必然导致本该注重个性的军人形象塑造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制式生产。于是，形象的脸谱化乃至神剧化也就成为司空见惯的写作习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邓一光的这部《人，或所有的士兵》以一座战俘营为“二战”的一个缩影，在汉语写作的战争小说中这当然富于创造性，这不仅是作者勇气的一种体现，更是为邓一光对战争与人关系思考的深度所决定。

　　在邓一光笔下：郁漱石固然是俘虏，但还谈不上背叛；他时有苟且，但从不出卖同伴；看上去软弱，但又常以一种“自虐”的方式为难友争取着微薄的权益……在作品中，邓一光丝毫没有在精神层面主观肆意地拔高战俘的精神意志，而只是合符逻辑地去想象处于长期极度饥饿和高度恐惧环境中的不同个体会何所思何所为？于是，在郁漱石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恐惧，从一种恐惧到另一种恐惧，他作为正常人的生活感官已被战争切割得体无完肤，就像是战争机器制造的一个社会残次品。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为《人，或所有的士兵》写下一段概括性的文字了：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一部战俘题材的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在残酷而真实的极端环境中直面人性深处的沉思录。作者通过香港保卫战营造了一种极端环境，进而由此充分挖掘“人”、解剖人性。小说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战争题材，超越了习见的家国天下和道德思维，其通过战争来解剖人性、思考人类文明的深度难能可贵，无疑是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新收获。

　　潘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