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我已经是个懂事的少年了，那时我上有一个哥哥， 下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里八口人，可父母只是一家食品厂的工人， 每月的工资加起来也就八十多元。母亲为了操持我们这个家， 真可谓操碎了心。

　　每到要过年的时候，母亲就更忙了，每天下班一回到家，来不及歇一歇，就开始拆被子、蚊帐之类的用品， 用大盆泡上。然后，她会将扫帚绑在一个竹杆上，开始在犄角旮旯打扫扬尘，扫完扬尘，母亲又熬起糨糊，等糨糊熬好放凉，再一张张地糊满报纸，指挥我们贴在破旧的板皮墙上。等这一切忙完了，夜已经深了， 母亲这才端过浸泡着床单、被子的大盆，用搓板仔细地搓洗起来。

　　待洗完家里所有该洗的衣物、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后， 母亲便开始采购了。如果上早班，她会在下午四点下班后，到一个较大的菜场去。她总是先到肉摊上去看一看是否有猪头或猪大肠，因为这两样东西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一个十几斤的大猪头只要二张肉票，一副五六斤重的大肠只要一张肉票。接下来，她会去卖鸡蛋的摊位查看有没有破损的便宜鸡蛋。逛完鸡蛋摊，母亲来到专卖“堆子菜”的地方，这里的藕梢子和萝卜，一堆足有十余斤重，只要一角钱，母亲一次会买上好几堆。总之，每次母亲回到家中时，总是肩扛手提一大堆。

　　当轮到母亲上中班时，早上她一起来，就翻箱倒柜找出各种票证，然后像一个坐镇的将军，给我们三个年长的兄弟派任务——哥哥去买蜂窝煤，我去买红白糖、黄花菜、木耳一类的供应品，大弟负责排队买豆腐，她自己则到粮店买只有过年才供应的糯米、糍粑、年糕、芝麻、香油、花生等。那时我常常想，幸亏国家发票供应这些副食，否则母亲是舍不得买这些杂食的，那我们的童年、少年又会少了许多口福。

　　买回糯米后，母亲开始将糯米浸泡起来，然后切上一小堆姜末，待糯米泡好后，她将切好的姜末混进糯米里，然后一勺勺地灌进猪大肠，每灌满半尺，就用绳线扎起，待猪大肠都灌饱了糯米，就放进骨头汤里炖煮。这个猪大肠灌糯米，是我们家每年必备的副食兼菜肴，既好吃又省钱，很受我们和来客的欢迎。

　　接下来的晚上， 母亲开始蒸豆腐丸子、卤豆腐干、炒花生等等，等这一切忙完了，母亲和父亲又开始和面、揉面，做些麻花之类的油炸食品，既用于平日待客，也是我们除三餐外唯一的零食。

　　待所有过年该准备的菜肴食品都备齐了，离大年三十也就只有一两天了。但母亲还没忙完，晚上又开始为我们缝纫起新衣来。那缝纫机一直会响到大年三十的下午，母亲这才停了下来，开始做年夜饭。

　　吃完年夜饭，母亲收拾碗筷后，还不能早睡，又开始将过年凭票买来的京果、酥糖、麻糖之类的副食一包包地搭配归整起来，打算送给在乡下生活的奶奶、外婆、舅舅、姑妈们。

　　只有到了大年初一，母亲似乎才能轻松下来。

　　如今想起母亲，我也想学母亲那样“忙年”，可看看洁净如新的房屋，看看装满食品的冰箱，似乎觉得没有什么可忙的，再说，只要抽一天去一趟超市，该买的就全都一车拖回来了，我只需准备好红包，就能迎接孙女的笑声了。

　　（汤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