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3版:要闻

  一、浙西南是先遣队揭开长征序幕、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的重要征战地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调集50万兵力,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已极少可能,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正如中央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说:“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即后来的战略转移),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即后来的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

  据此,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实施战略转移,6月下旬,中革军委电令战斗在福建连城前线的红七军团返回江西瑞金,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游击区域,开展反日运动,“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在浙江及皖南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可见,中央组建先遣队北上行动的战略意图,是为了“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以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正如先遣队参谋长粟裕所说:“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1934年8月8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红军抗日先遣队》中的论述:“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敌人远后方的行动,更便利于我们主力红军粉碎五次‘围剿’”,也印证了这一战略意图。而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于1973年12月回答军事科学院提问时则称:“(中央红军主力)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更是直接指出中央的战略意图。这就是说,先遣队最主要目标是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长征)。因此,先遣队是长征的“引子”——敢死队,先遣队的北上行动是中央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步,是红军长征的开端。

  1934年7月6日夜,先遣队约6000人,从瑞金出发,开始北上行动,揭开长征序幕。先遣队经长汀、连城、永安攻克大田县城进入闽中,再与红九军团配合攻占樟湖坂,渡过闽江进入白区,开始浴血征战。

  8月26日夜,先遣队转战至浙西南的庆元县荡口村。27日拂晓,在庆元县岙里击退阻挡前进的“大刀会”,向荷地区署驻地举溪村前进,击溃留守之敌,夜宿举溪。28日凌晨,向庆元县城挺进,一路战斗不断,16时许进占庆元县城。29日,红军分头开展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革命和抗日,镇压反动军警,打土豪救济贫困。《红色中华》于8月30日报道了先遣队占领庆元县城的消息。

  8月30日拂晓,先遣队离开庆元县城继续征战,向庆元至龙泉途中必经之地竹口前进。是日13时,在竹口与赶赴庆元县城进攻红军的浙江保安第三团、第三特区保安警察大队、庆元县保卫团遭遇,展开激战。先遣队扼守山岙口、控制制高点、多路迂回包围、反守为攻,创造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野战歼敌范例,以牺牲20余人的代价,歼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击毙保卫团副团长,活捉庆元县长,致使保安团长兵败自杀身亡,缴获迫击炮2门、轻重机关枪11挺、长短枪200余支,取得大捷。《红色中华》于9月4日以《抗日先遣队正向浙江中部挺进》报道此次战斗。竹口战斗,以先遣队“在浙江首战告捷,声威大震”载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红军长征史》。

  8月31日晨,先遣队离开竹口,向龙泉县境转战,在该县南部贸易集镇梅溪开展群众工作、休整两天。红军在镇街道中心“行宫”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和抗日,演出文明戏;通知殷实商家富户捐助抗日经费,惩治欺压群众的土豪劣绅,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浮财救济贫困农民;教育释放俘虏。龙泉县长闻讯,急雇民船弃城而逃;国民党当局急调第四十九师到浙西南“追剿”先遣队,急调浙江省保安第一团李秀部、省保安队第四分处处长陈式正部到龙泉截击先遣队,并调三架军机飞临庆元、龙泉上空侦察。

  9月2日,先遣队离开梅溪,直取龙泉县西部重镇长安镇。该镇是龙泉通向福建的咽喉,殷富豪绅众多,商业繁华。镇上的区公所、盐务站人员闻风而逃。先遣队占领敌之碉堡,切断敌之通讯线路,进驻该镇。红军纪律严明,镇内秩序井然,商店正常营业,群众照常生产、生活。3日晨,先遣队继续前进,转战至宝溪乡。一路宣传革命和抗日,打土豪救济贫困。先遣队在溪头村设立随军银行,用银元、铜板换回沿途向群众购买物品使用的中央苏维埃政府纸币(群众称“红军票”),一元换一元,不打折扣,群众称红军为“仁义之师”。4日,先遣队打扫驻地,归还借用的铺板、用具,告诫群众预防国民党军抓人抢物,然后继续北上,转战至浦城县境。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尾随先遣队之后,但慑于红军声威,始终与红军保持一定距离,不敢迫近。

  之后,先遣队征战浙江的江山、常山、淳安、遂安和安徽的歙县、休宁、婺源、祁门、浮梁等县,吸引国民党第四十九师、补充一旅、新编七旅、二十一旅、独立四十三旅、第十一路独立旅和浙、赣保安团,共20个团的六路“围剿”。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先遣队始奉命进入闽浙赣苏区休整,结束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的征战。

  可见,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及其先遣队北上行动,是中央早在5月就确立的,是长征的应有之义;先遣队揭开长征序幕,掩护了中央实施战略转移;浙西南是先遣队长征的重要征战地,在先遣队吸引国民党军、掩护中央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浙西南是先遣队和挺进师接力长征的胜利地

  1934年11月4日,刚进入闽浙赣苏区休整的先遣队,接中革军委电令,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原先遣队编为十九师,“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红十军编为二十师,“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央决定补充先遣队的兵力,以期发展新苏区、保卫老苏区,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

  红十军团受命后,面对严重敌情,几经磋商,始确定十九师行动方向。11月18日夜,十九师从德兴县重溪出发,转战常山、遂安、淳安、歙县、旌德等近十县,机动灵活,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行踪飘忽不定、进退自如,自赣东北至浙西,再折入皖南,如利箭直插敌人腹心,战略策应着红军主力西进。

  11月24日,根据中央军区11月18日“十军团决全部立即从玉、 常间挺出铁道以北……集结主力,坚决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十军团的出动……完全是为了调动敌人,保卫闽浙赣苏区及创造新苏区”的电令,军团部及二十师向重溪集结,连闯三次,才于11月底从德兴、开化间冲过敌封锁线。12月6日,转战至休宁,并电令十九师到歙县汤口会师,集中行动,以壮声势、策应长征。

  此时,蒋介石已先后调集约20万兵力“追剿”堵截先遣队:令浙江保安纵队司令俞济时指挥浙江保安纵队、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和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李文彬部组编为“追剿队”“专事追剿”;令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刘镇华负责赣东、浙西、皖南的围堵。

  由于兵力过小和“左”倾错误影响,先遣队只有转战而无休整,只有消耗而无补充,至1935年1月,在江西怀玉山区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指战员大部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被俘牺牲,北上行动受挫。先遣队在浙赣皖边打击、牵制国民党军约20万兵力,与红军主力长征遥相呼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

  先遣队的北上行动,原本就是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正如解放军画报社1957年出版的《光荣的卅年》所载《红军长征路线图》显示,从瑞金出发长征的红一方面军分为两路,除最终到达延安的一路之外,另一路是先遣队经福建、浙江北上皖南。虽然先遣队北上行动受挫,未完成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任务,但是先遣队自身的长征并未结束。

  先遣队在怀玉山区受挫时,军团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出重围,转移至德兴县境,与中共闽浙赣省委会合,随即奉命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由此,挺进师肩负起先遣队的未竟使命,接力先遣队的长征,进军浙江。

  1935年2月27日,在前两次出征均遭强敌阻击而失败后,挺进师第三次誓死出征。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的率领下,挺进师538名指战员越灵山、渡信江,冲过敌人多道封锁线,终于出征成功。28日,宿营于铅山县石溪,遭敌夜袭,电台被毁,从此与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悬敌后之困境。3月上旬,挺进师转战至闽北苏区的崇安县车盆坑,先遣队留在闽浙边活动的洪家云部150余人归建挺进师。挺进师获悉洪家云部曾在浦城、龙泉、遂昌、江山边区活动,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与洪家云部有过联系的松阳、遂昌、龙泉边区进步群众组织“青帮”,具有较大势力,或可成为挺进师的初步依托。于是,挺进师选择浙西南作为创建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

  为立足浙江,挺进师决定实行游击战。为此,部队在崇安县岚谷一带开展为期半月的整训,建立挺进师政治委员会(简称“政委会”),以加强领导。3月25日,挺进师在龙泉县溪头打响入浙第一仗。29日,转战至庆元县半岭村,次日召开政委会会议,统一思想,增强信心,坚决挺进浙江。会后,往返转战于闽浙边,创造条件进入浙江。至4月28日,在庆元县斋郎迎战被调动而至的闽浙两省3000余敌,取得大捷,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

  4月30日,挺进师乘胜进军,在龙泉县梅七村分兵行动,第二纵队进入洪家云部原来活动区域,“恢复原来基地”,其余主力进军浙西南腹地。5月10日,主力进抵松阳县境,受到“青帮”群众欢迎,获得群众依托,遂选定有洪家云部工作基础的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有“青帮”群众可依托的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两片地区,作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迅速开辟根据地,掀起革命高潮。正如粟裕所说:“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武装消灭……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千年压榨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松遂之间的安岱后、大泮坑、大横坑、苏马坪,龙遂之间的玉岩、枫坪、小吉、上田、东畲,遂西南的王村口、独口,龙西的碧龙、住溪,福建浦城的毛洋,甚至丽水的雅溪、曳岭、丽云,龙南的上田、季山头、黄桶……几乎是一片火红。”“从1935年5月到9月中旬,前后四个半月,浙江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我们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浙西南成了挺进师建立根据地、掀起革命高潮的立足地。

  可见,延续先遣队血脉、以先遣队幸存指战员为基础组建的红军挺进师,接续先遣队的长征,肩负先遣队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未竟使命,在浙西南站住脚跟,掀起革命高潮,使浙西南成了先遣队和挺进师接力长征的胜利地。

  三、浙西南是挺进师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策应地

  挺进师进军浙江、立足浙西南掀起革命高潮的1935年2月至9月,正是红军主力长征历经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跨越大草地的艰难时期,浙西南革命与红军主力长征遥相呼应,肩负了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使命。

  浙江是包括蒋介石、陈诚、汤恩伯、胡宗南在内诸多国民党要员的家乡,是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老巢和统治中枢所在地,是支撑国民党“剿共”军费的江浙财阀盘踞地、国民党统治的“模范省”“平安之区”。挺进师开展的浙西南革命,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这从刘英转引《东南日报》(浙江省当局的喉舌)的疾呼可见一斑: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

  面对浙、闽保安团队对付不了挺进师的被动局面,国民党当局惶恐不安,迅速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约7万兵力,大举“清剿”浙西南。浙西南革命迅速吸引和调动了国民党军。

  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起家的老本,下辖四个师,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还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曾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尤其是在第五次“围剿”时,被作为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刀尖”;其师、团长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浙西南革命迅速吸引和调动的是国民党军精锐力量。

  1935年9月初,经过发展仍只有千余人的挺进师,面对严峻形势,决定实行“敌进我进”反“清剿”方针,“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9月下旬,挺进师主力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跳出敌人包围圈,南下闽浙边境,后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会合,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联合开展斗争,并在浙南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掀起浙南革命高潮。

  国民党军发现挺进师主力突围后,除派出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外,仍以几十个团的兵力死死围住浙西南,以期血洗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自9月19日发动进攻,步步为营,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收缩包围圈。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并肩战斗,浴血抗击,誓死保卫根据地。后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指战员大部分牺牲,根据地遭血洗。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反“清剿”斗争,自1935年9月开始,至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第十八军撤离浙西南才结束,此间正值长征中、后期。因此,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反“清剿”斗争,不仅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而且抗击、牵制国民党军7万兵力长达8个多月,直接减轻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从军事上战略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浙江是国民党统治腹心,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于把革命堡垒构筑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家门口;浙西南革命高潮的掀起,等于把革命烈火烧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灵活机动、英勇善战于浙江的挺进师,犹如插向国民党当局腹心的尖刀,使国民党当局坐立不安。因此,浙西南革命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造成了国民党当局后顾之忧,使国民党当局背上沉重的包袱,无法安心地尽全力“围剿”长征中的红军,从政治上战略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

  可见,挺进师进军浙江、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迅速吸引、调动了国民党军,战略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反“清剿”斗争,长期抗击、牵制国民党军7万兵力,从军事和政治上战略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

  浙西南革命,长征不可或缺的历史篇章!

  (课题组长:余群勇,成员:邱理平 周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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