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山路，比乐谱里的旋律还曲折。”1979年，文化部等单位发起了民歌搜集整理的号召，邱彦余作为文化馆的音乐干部，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份重任。

　　起初，连录音机都没有，邱彦余就揣着一个笔记本，走村串寨。村民唱一句，他记一句，用汉字注音，凭记忆哼唱。1980年，他自费购买了一台七八斤重的三洋牌录音机，沉甸甸的机器成了他最珍贵的伙伴。为了收集原生态的民歌，他专挑偏远村寨走。去葛山村要爬五里陡坡，手脚并用才能上去；去郑坑村得从渤海镇摆渡，再步行20多里山路；还有些村子，拖拉机只能开到山脚，剩下的路，全靠双腿。

　　在葛山村，他借宿在一位独居的老艺人家。老人是木偶戏艺人，会唱数十首畲族小调。昏暗的油灯下，老人的歌声与录音机的红灯交替闪烁，邱彦余凝神屏息，生怕漏掉一个音符。那些曲调，宛如老茶树的根须，深深嵌在畲族人的日常生活里。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他与老人挤着睡。“身上被虱子咬得满是包，回到家就把里外衣服全扔进锅里煮。”他笑着回忆。一次，为了赶早班车，他抱着录音机从葛山的陡坡狂奔而下，5里险路仅用十几分钟跑完，“事后脚发麻，站都站不起来，可看着怀里的录音机，还是忍不住咧嘴笑。”

　　就这样，邱彦余踏遍青山，唤醒了深山里沉睡的100多首畲族歌谣。采茶姑娘清越的“采茶歌”、砍柴汉子浑厚的“砍柴歌”、婚嫁时妙趣横生的“拦路歌”、缠绵时的情歌对唱、祭祀时的神秘谣曲……笔记本塞满了他的帆布包，也串联起畲族民歌的生命线。

　　1984年，景宁畲族自治县设立，邱彦余成为第一任县文化馆馆长。对畲族民歌的守护，有了更广阔的舞台，他继续组织挖掘补遗，推动研究创新，让歌声在时光里传得更远。

　　他搜集整理的珍贵歌谣，最终成为畲族文化最生动的记忆。53首民歌入选《丽水地区民歌选集》，35首收入《浙江民歌汇集》。1993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出版，畲族民歌篇章中，《高皇歌》《拦路歌》等26首歌赫然在列，其中22首都是他跋山涉水搜集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