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山路,比乐谱里的旋律还曲折。”1979年,文化部等单位发起了民歌搜集整理的号召,邱彦余作为文化馆的音乐干部,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份重任。
起初,连录音机都没有,邱彦余就揣着一个笔记本,走村串寨。村民唱一句,他记一句,用汉字注音,凭记忆哼唱。1980年,他自费购买了一台七八斤重的三洋牌录音机,沉甸甸的机器成了他最珍贵的伙伴。为了收集原生态的民歌,他专挑偏远村寨走。去葛山村要爬五里陡坡,手脚并用才能上去;去郑坑村得从渤海镇摆渡,再步行20多里山路;还有些村子,拖拉机只能开到山脚,剩下的路,全靠双腿。
在葛山村,他借宿在一位独居的老艺人家。老人是木偶戏艺人,会唱数十首畲族小调。昏暗的油灯下,老人的歌声与录音机的红灯交替闪烁,邱彦余凝神屏息,生怕漏掉一个音符。那些曲调,宛如老茶树的根须,深深嵌在畲族人的日常生活里。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他与老人挤着睡。“身上被虱子咬得满是包,回到家就把里外衣服全扔进锅里煮。”他笑着回忆。一次,为了赶早班车,他抱着录音机从葛山的陡坡狂奔而下,5里险路仅用十几分钟跑完,“事后脚发麻,站都站不起来,可看着怀里的录音机,还是忍不住咧嘴笑。”
就这样,邱彦余踏遍青山,唤醒了深山里沉睡的100多首畲族歌谣。采茶姑娘清越的“采茶歌”、砍柴汉子浑厚的“砍柴歌”、婚嫁时妙趣横生的“拦路歌”、缠绵时的情歌对唱、祭祀时的神秘谣曲……笔记本塞满了他的帆布包,也串联起畲族民歌的生命线。
1984年,景宁畲族自治县设立,邱彦余成为第一任县文化馆馆长。对畲族民歌的守护,有了更广阔的舞台,他继续组织挖掘补遗,推动研究创新,让歌声在时光里传得更远。
他搜集整理的珍贵歌谣,最终成为畲族文化最生动的记忆。53首民歌入选《丽水地区民歌选集》,35首收入《浙江民歌汇集》。1993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出版,畲族民歌篇章中,《高皇歌》《拦路歌》等26首歌赫然在列,其中22首都是他跋山涉水搜集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