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破晓：好川墓地的发现与发掘
1997年3月，遂昌县三仁畲族乡好川村，一台推土机正在施工作业，打算把岭头岗上一片茶园整成农田，推土机司机说发现一些疑似陶片的东西。得悉后，浙江省考古所王海明、刘斌坐了一夜的班车赶到遂昌，发现岗顶上有一大片史前文化遗迹。随后，省考古队进场进行发掘。当考古队一一揭开地层，呈现在探方中的是排列有序的80座墓葬，出土1028件（组）随葬器物。
好川墓地，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原来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几千年前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
墓地规模大，墓葬数量多，大部分墓葬向着最早迎接阳光的东南方，朝迎日出，晚送日落，构成了神圣的仪式空间。不同等级墓葬的随葬品悬殊，从随葬品数量及墓地延续时间等方面信息显示，好川墓地是中上层贵族为主的大型墓地。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也有不少的玉器、石器和少量漆器。考古发掘未找到居落遗址，从相邻区域的考古资料看，沿溪的山间丘陵谷地是好川先民的主要活动范围。
好川墓地的发现，是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突破，为当地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提供了新材料，同时也为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诸如良渚文化的去向、马桥文化的渊源、相邻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文明坐标：好川文化的考古学建构
人们熟悉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但对好川文化可能有些陌生。
考古专家王明达说：“命名一种考古学文化一般有三要素：有一定的空间（地域）范围，有一定的时间（年代）跨度，有一定的文化特征的遗迹遗物。”无疑，好川墓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依据夏鼐先生倡导的“文化的命名，通行的办法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小地名为名”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2001年出版的《好川墓地》发掘报告里，发掘者详细整理了考古资料，正式提出“好川文化”的命名，将其认定为一支分布浙西南仙霞岭山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并认为其相对年代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到肩头弄一期。
器物，帮助我们理解好川文化与周边其他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好川墓地出土的陶器与良渚文化晚期十分近似，遗址中还出现了一类非常特殊的遗迹现象，出土红色漆痕表面大部分镶嵌或黏附着指甲般大小玉片。这个嵌玉+漆器的组合，在良渚文化高等级墓地中均有发现。特别是三重台阶状（祭坛形）玉器造型与良渚文化玉璧上发现的祭坛状刻符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其琢玉技术也不亚于良渚。众多器物特征的关系传承，正是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密切相关的重要实物证据，交织着族群迁徙带来的文化碰撞。良渚文化、好川文化与周边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吸收，抑或是东南史前文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
有考古学者写了一段悬疑性的解读：“4000多年前，良渚王国神秘消失，几乎同时，浙南山区的崇山峻岭中，一个叫好川的地方，赫然出现一支良渚人的脉络，它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在好川遗址发现时，与墓地相应的聚落遗址的考古资料几乎空白，而单一墓地资料对完整反映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年代而言，由于遗址没有叠压或打破早期的任何文化堆积，无法从层位学上获取年代上限的有关信息，加上好川墓地有机质文物和人骨保存极差，考古学者只能通过相关文化类型学比较研究和借助陶片热释光测年判断年代，将好川墓地的绝对年代初步确定为距今4300年—3700年。
好川文化的内涵及其形成，带有这个时期东南地区史前文化的亲缘关系及其互动交流特点，这些文化族群包括：浙北良渚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江西樊城堆文化和近邻的江山肩头弄文化等。在这里，各个文化共同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诸多共性也有独特的个性。
在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等相邻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对话中，我们看到了文明互鉴的生动案例。好川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载入浙江史前文化史册。
文明基因：好川文化的内涵重塑
如果说1997年好川墓地的发现惊醒了沉睡四千年前的古老文明，那么，其后的考古成果则层层拨开了这个文明的神秘面纱。
在好川墓地发现之后，2002年，温州曹湾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并被确认是好川文化的聚落遗址。这个处在瓯江下游的古遗址，证明好川文化东向发展的地理密码，这种文化元素的交融，还表现出瓯江作为文化走廊的重要作用，将好川先民的活动范围推至东海之滨。
2017年发现的缙云陇东遗址，遗址主体也是好川文化堆积。陇东遗址虽处在瓯江流域好溪支流，但从大的地理文化背景上看，则位于金衢盆地——上山文化核心分布区的边缘。
2022年发现的云和显圣湾遗址，在云和盆地的正中部，是好川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发现有三座面积超22平方米的大型墓葬，是新石器时代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单个墓葬之一，甚是罕见。墓地中出土的玉钺、玉刀、玉锛、玉饰品组合及神人纹锥形器、日鸟纹套管等器物，丰富了好川文化的玉礼器组合，彰显了贵族墓地的性质。显圣湾遗址年代序列清楚，发现了前好川阶段、好川阶段以及与肩头弄文化过渡阶段的遗迹，为探讨好川文化的分期并追溯其源流提供了证据材料。
2023年发掘的莲都碧湖岚山头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周边分布着11处同时期遗址，组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聚落组，岚山头是该聚落组的中心聚落。考古发掘出土铜器、玉石器、陶器等小件250余件，揭露出前好川、好川、夏商和西周四个阶段的遗存，完善了瓯江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
小熊山遗址2023年发现于闽江支流庆元松源溪河谷的一处小山岗，共发掘好川时期墓葬30座、房址21处、灰坑90个、堆积14处，出土随葬品558件，是首次完整揭示好川文化的聚落遗址，形成墓地位于岗顶，居址处于坡上的“居葬合一”聚落布局。同时，墓葬的等级分化及随葬品差异表明好川文化晚期已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小熊山遗址是目前已知最南端的好川文化中心聚落，它如同文明的火种，点亮了文化传播的南向轨迹。
2023年起，以浙江省考古所陈明辉为首的考古团队还对丽水全域进行了“拉网式”考古调查勘探，发现先秦遗址点500余处，其中有不少为好川文化时期遗存，而松古盆地周边是一个相对密集的分布区。
从这些新的考古材料获知，好川文化分布区从最初定义的仙霞岭山地，辐射到整个瓯江流域，也从瓯江流域跨越到闽江流域，扩展了好川文化的地理边界，并与浙闽赣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建立起文化序列的关系连接，暗示着东南地区史前文明跨山河交流的远距离传播。
通过对小熊山遗址、显圣湾遗址同类型出土遗物的测年和类型比较，年代早于好川时期500余年，距今4800年。这一重大发现，建立起“前好川”的文化时空维度及与良渚文化的历史交臂，重新定义了好川文化的历史源流。遗址和遗物类型更加复杂多样，文化面貌更加丰富清晰，好川文化的考古学地位进一步提升，内涵进一步重构。
还应关注的是，缙云陇东遗址考古发现了石球、石磨、石锤、砍砸器及包含羼合稻壳的夹炭陶块，显露出万年上山文化线索，第一次改写了瓯江流域文化史溯源；云和黄山上遗址，发现了八千年前跨湖桥文化遗存，出土了少量红衣陶，为寻找上山文化提供了线索。从地层学而言，黄山上遗址是目前已知瓯江流域最早的古文化遗址。多个遗址年代跨越久远，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商周时期。在后好川时代，这里人群交流依然频仍，云和独山西周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发现就是一例典型实证。
考古发现表明，这个地区先秦时期即有着频繁的人类生活，文化谱系基本完整，让我们隐约看到了浙西南山地区域文明的存在。当然，在追寻文明的路上，还有许多空白和未知。如，能否找到明确的万年遗址？能否找到先秦城址？这些都等待考古探索发现。
文明对话：山地文明的文化交响
好川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给我们展示了百越先民聚落文化的素地，也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历史上百越族系形成的过程和苍茫历史深处奥秘的钥匙。史载“自会稽以至交趾，八千余里，百越杂处，各有姓种”，这一段记述的意思是说，东南地区绵延八千里的广阔区域，是夷越先民的部落种姓杂居的地区。这里山峦交错，河流纵横，大大小小的部落种群各自聚居在河谷地带，经营着互不统属又密切联系的部落生活，形成方国林立的图景，好川文化族群即其典型代表之一。
浙西南丽水，号称“六江之源”“江南秘境”。这块瓯越古地，是浙闽赣交界地区古人类迁徙交流的重要节点和走廊，也是历史时期“江海交汇”“汉越交融”多元文化交织的通道。这里，汇聚括苍山、洞宫山和仙霞岭山脉丛林之水，形成一条蜿蜒的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这条被当代人视为山水诗路和生态廊道的江河，在远古时代就是古人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
从发现的文化遗址来看，其地理环境都处在河谷之间的低缓山丘上，居址和墓地都离得不是太远。这些台地和低山，既可御敌，亦防水患，为族群生存形成了天然护垒，又获得了比高山地带更多的食物来源和生活便利。这种文化个性的建立，源于独特的生态位选择，构成聚落和墓地的神圣空间。这不仅反映了早期人类族群适应自然的生存智慧和能力，更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它和浙北平原地区发现的河姆渡、良渚、马家浜等许多史前遗址很不一样，表明了人类农业文明向山地扩散的衍生机制，重构了浙江先秦文化谱系的时空纵深，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山地文明的独特视角。
聚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当考古探铲揭开一个个好川文化遗址的层叠堆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被重新定义的考古学文化，更是一种文明范式的存在。这种范式打破了“大江大河孕育文明”的片面认知，证明浙南一带山区同样可以成为文明孵化的温床。从好川先民构筑的文明图景中，我们看到了区域文明对话的早期案例，正如瓯江水穿越群山奔流入海的景象，波澜壮阔，亘古不息。
（作者系丽水市博物馆研究馆员、丽水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