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资料表明，丽水成熟瓷器烧造发端于六朝时期（220年—589年）。在后来的对内传承发展与对外兼收并蓄中，逐步形成著名的龙泉窑，并于宋朝达到鼎盛，在宋元至明中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大宗外销产品，誉享海内外，这也使丽水及瓯江两岸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内陆地区重要的起始地。
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在丽水众多的考古发掘中，我们还发现，丽水及瓯江两岸，还是古代陶器甚至是原始瓷器的创烧地，是先民们广泛使用陶器和原始瓷器的区域。也就是说，丽水人民在陶瓷创烧、递进演变的各个阶段，都不曾缺席。
二十世纪以来的众多遗址考古发掘为丽水及瓯江流域是古代陶与瓷的发祥地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一）从夹砂陶到原始青瓷的烧造
中国陶器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0000年以前。华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均已发现距今10000年以上的陶器。
丽水包括瓯江流域中上游的先民最早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好川文化时期，诞生了烧成温度更高、胎体更坚硬，颇具自身特点的印纹硬陶。
2018年3月至5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缙云县博物馆对属于金华“上山文化”（距今11000年—9000年）中晚期的缙云壶镇陇东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迄今为止丽水历史最悠久的史前人类聚落。专家考证，陇东遗址最早期距今约9000年，主体年代距今4700年—4000年。陇东遗址约20厘米厚的堆积层，浓缩了跨度达5000年的历史。其中好川文化遗迹较多，出土了比较完整的陶器，具代表性的有罐、豆、壶、杯、簋等，但出土较多还是印纹硬陶残片。
这是经考古发现的丽水区域存续最早的陶瓷之一。这说明在陇东遗址生活的先民，在4000多年前，已经能够生产制作陶瓷中的高端产品硬纹硬陶。
2022年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瓯江上游的丽水地区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在莲都区碧湖镇西北方向大约1.5公里外的位置发现了岚山头遗址。遗址为新石器晚期、夏商和西周时期的“三叠层”。出土铜器、玉石器、陶器等小件250余件。新石器时代晚期包含前好川（相当于良渚早期）和好川文化两个时期。出土陶片分为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两种，器型以釜（罐）为主。考古专家认为，岚山头遗址的发掘，揭露出前好川、好川、夏商和西周四个阶段的遗存，对完善瓯江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认识这一区域的时代变迁和文明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7年在遂昌县好川村岭头岗发现和发掘的“好川文化”墓葬群，被誉为浙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文化遗存，考古界认为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在好川墓葬中，发现了762件陶器，占随葬品总数的74%，主要为泥质陶、夹砂陶、印纹陶（软陶和硬陶）三大类型。这些陶器大多数形制规整，胎体较薄，轮制成型，独印纹陶为泥条盘筑手工成型。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好川墓地》一书在序言中就指出：“这些陶器，其中有若干具有良渚文化的因素，但从整体发展上看，并不能归入良渚文化范畴之内，因它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像陶鬶有较长的演变系列；型式复杂多变的陶豆，也不同于齐、鲁、江、浙同期文化中的形制；圈足盘也不同于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的盘；大量三足盘的出现，有替代陶鼎的趋势，等等。这些都显示好川的陶器有自己的集群和独特的发展道路与规律。”
上述发现说明，好川文化中的陶器，是好川先民在生产劳动实践中的独特创造和智慧结晶。
在上世纪的50至80年代，在龙泉城东北隅的牛门岗陆续发现了类型丰富的遗物，属良渚文化类型。其中陶器有灰陶、夹砂陶、红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类型有釜、瓶、盂、碗、小缸、罐等。纹饰有曲折纹、人字纹等，经省文物部门考证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年—3000年）遗址，说明瓯江上游的龙泉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启了陶瓷文明发展史。
2022年初，云和县文物保护中心联手浙江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龙腾文物保护有限公司考古勘探队在云和县域多地进行重点调查，共发现28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文化遗址，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根据从遗址文化层发掘出土的陶片、瓷器等信息，专家初步判定这些遗址年代跨越到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距今4000年到3000年。
其中，“云和独山西周土墩墓群”还在“2023年度浙江十大考古重要发现”中上榜。在这项考古中，考古人员共发现西周墓葬38座、器物堆37处，出土了100多件陶器、25件珍贵青铜器，包括“国内罕见的青铜矛”。陶器为印纹硬陶、着黑陶、黑皮陶和原始瓷器，年代属夏商至西周。器物堆中有较多大型原始瓷罐等器物。其中，原始瓷就有9件。而在这之前的2021年至2022年，云和曾发掘了西周门前山遗址，清理了15座西周早期墓葬，也出土了原始瓷罐、豆、钵等器物。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古代青瓷》一书指出：“原始青瓷是在硬纹硬陶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常常与原始青瓷同窑合烧。”云和与龙泉等地频繁出土原始青瓷，看来不是孤立事件。独山西周墓群与好川文化时间年代接近，空间距离相近，独山群落与好川文化应有一定程度的传承关系。好川先民既然能够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自行发明创造出陶器乃至硬纹硬陶，那么，之后不久的独山人或者同处于瓯江流域的丽水先民，在传承硬纹硬陶烧造技艺基础上，创烧出原始瓷器乃至成熟青瓷也就顺理成章。
出土原始瓷和青铜器的独山墓葬在规模和形制上都比较考究，显示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较高。这也说明，原始青瓷一诞生，就受到了封建社会上层的重视和青睐，成为统治阶层炫耀的奢侈品。
（二）从成熟青瓷到龙泉窑青瓷的崛起
瓯江中上游已发现最早的成熟青瓷器窑址，是丽水莲都的吕埠坑窑。吕埠坑窑址位于丽水城西南郊外吕埠坑村，紧临瓯江。1959年瓯江水库文物工作组初步发掘，2001年省考古所再次发掘，清理龙窑窑床两条。发掘资料表明，该窑烧造时间从六朝（222年—589年）晚期开始，至晚唐（约875年—907年）停止烧制，延烧四五百年之久。瓷器灰胎，釉色有青褐、青灰、黄绿等，采用龙窑明火叠烧。从窑址叠层的三个年代看，陶瓷制作传承连贯，烧制技艺渐次递进。
比如在南北朝（六朝）晚期至盛唐的第一期，产品造型简单，以折腹平底碗居多，胎厚釉薄，施釉不均匀；
在盛唐至中唐的第二期，出现工艺相对复杂一些的撇口折腹碗、敞口斜腹碗、撇口弧腹碗等。器型多样，开始出现青色釉和酱釉，釉层相对较厚；
在中唐至晚唐的第三期，工艺简单的折腹碗、平底碗消失，出现撇口或敞口斜腹假圈足碗，支烧痕达5至8个，能烧制大型器物，如缸、盆类。用明火叠烧外，还有大小件器套烧。
专家考证，吕埠坑窑址是瓯江中上游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瓷窑址，对研究瓯江流域青瓷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吕埠坑窑无疑是瓯江陶瓷文明传承的一个重要节点，对丽水区域从陶到瓷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大约在同一时期，与吕埠坑窑同处一条瓯江的龙泉，也发现了灰胎青黄釉的青瓷器。在龙泉查田下保村出土的永初元年(420年) 墓葬品中，发现青瓷鸡首壶、鸡冠壶、莲瓣碗等8 件作品,皆灰胎青黄釉。这或为龙泉青瓷的创始年代提供可靠例证。
最近的考古资料就显示，在龙泉境内的金村，以及周边的庆元黄坛、松阳界首、青田石帆等地陆续发现了唐、五代的窑址，唐至北宋初期共有27处窑址，具备了一定的窑业规模，制瓷技艺已趋于成熟。其产品釉色淡青，青中泛黄，具有龙泉窑早期产品的淡青釉特征。可以确定，与龙泉窑的形成发展有密切的传承关系。
根据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朱伯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中所述：瓯江上游的龙泉及周边地区陆续发现的一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古墓，墓内出土的瓷器与越窑、婺州窑、瓯窑的产品有些差别，具有自己的特色。由此也推断在三国两晋（220年-420年）时期龙泉已开始烧造真正的成熟瓷器。
2014年3月，在庆元竹口镇黄新乡黄坛村发现了唐代青瓷窑遗址。出土的龙泉窑瓷器数量多，质量精，是不可多得的青瓷器精品。瓷器主要是碗和盘，釉色呈青黄或黄褐色，开细小纹片，内外施釉。时任浙江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建明在庆元县召开的瓷文化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庆元唐代黄坛窑……是龙泉窑的鼻祖”（见2014年8月12日《丽水日报》）。
从出土的龙泉窑瓷器可以看出，在五代前生产的瓷器，其造型、釉色、胎质都比较粗糙，但到五代中晚期和北宋初出来的器物不同凡响，无论是造型、釉色、釉质、胎质，都达到了当时的一流水平。
到了北宋时期，得益于浙西南一带优越的瓷业资源禀赋，龙泉窑不断吸收逐渐衰落的越窑、瓯窑以及一些北方名窑的优秀制瓷工艺，形成了龙泉窑特有的风格，并迅速崛起，成为南方首屈一指的名窑。
从上述遗址和墓葬看，从陶到瓷的发展过程中，丽水土地上有着夹砂陶、印纹陶、印纹硬陶、原始瓷到成熟瓷器这一完整的过渡环节，构成了丽水陶瓷起源创烧、传承发展的独特文化序列。
古籍文献和历史印记从各个方面印证丽水及瓯江流域是古代陶与瓷的生产制造中心
（一）瓯人瓯江造瓯器——陶器时代
处于浙江西南部的瓯江中上游流域，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热量充足，雨量丰沛，森林和渔业资源丰富，且山高地偏，鲜少战乱，这为早期瓯江流域先民们休养生息、孕育农耕文明奠定了基础，而瓯江流域丰富的水土林木资源，也为古代先民创烧陶器和瓷器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实，我们的先民早就用地名与江名等称谓“注册”了自己是中国陶与瓷创烧先驱中的一员。
瓯江的“瓯”，简单一个字，仿佛能穿越千年时光，让人窥见历史的一隅。查新华字典，可知瓯为“盆盂类瓦器”。古人将陶瓷做的小盆简称为瓯，又指在水泊边居住的人。“瓯”字为瓦字旁，很明显应该指制陶业发达的地方。这也说明是瓯人发明了瓯器（陶器），反过来，烧造瓯器者，也就被称为瓯人。
陶器在当时是一地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称此地为瓯，也反映了人们对瓯人制陶的充分肯定。
翻开历史，我们知道丽水与温州一带古时就被称为“瓯越”。《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而“瓯越，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分布在今浙江瓯江流域一带。主要由早已居住在瓯江流域并创造了印纹陶遗存的土著居民发展形成”，此《地理志》明确指出是“瓯越先民创造了印纹陶遗存”。
瓯江流域曾先后是越国、闽中郡、东瓯国等的辖境。东瓯王国的疆域为今浙江的丽水、温州、台州及闽江以北一带，国都位于温州市区。
西晋（266年—420年）茶学家杜育在《荈赋》中说：“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意思是说，挑来拣去，好的陶瓷器皿都出自东瓯。此时的东瓯，就包括丽水。
作为浙江南部人民母亲河的浙江第二大江，也叫“瓯”江。瓯江发源于百山祖西北麓锅帽尖，纵横八百里后，从温州湾滔滔入东海。按说文解字，瓯江，就是一条流淌着陶瓷的江。这应该也是丽水古代先民创烧陶瓷的又一明证。
（二）龙泉秘色天下走——瓷器时代
中国著名陶瓷专家王光尧、沈琼华在《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龙泉地区烧造青瓷器至迟在唐代已成规模，直到五代、北宋早期，当地的产品仍然有浓重的越窑、婺州窑的风格，部分产品甚至还受瓯窑的影响……但龙泉窑继越窑之后成为浙江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青瓷的代表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本节在探讨丽水成熟瓷器不断演进的同时，侧重阐述与瓯窑、越窑之间的关系，以及“龙泉窑出秘色瓷”的可能性。
1、与瓯窑的关系
到东汉时期（25年—220年），浙江率先发明成熟青瓷。大致在同一时期，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窑场，即越窑、瓯窑和婺州窑。
其中，瓯窑，就诞生在以温州为龙头的瓯江流域。温州与丽水，一衣带水，恰如北宋诗人李之仪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中一对情人。
共居瓯江流域，同饮一江水的温州、丽水区域先民，相互之间的交流应是最便利的。作为瓯江这条龙的龙身和龙尾的瓯江中上游丽水区域，制瓷资源更为丰富，又处上游之利，不可能被瓯窑遗忘。此地先民定然参与过瓯窑的创烧，并在瓯窑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对此，朱伯谦先生有过专门论述。他在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朱伯谦论文集》里指出：“在龙泉金村，窑场林立，废弃的瓷片窑具堆积如山，古代瓷业十分发达。我们去那里调查时，在五处窑址的最下层，发现了早期的堆积层，其产品都是淡青色釉青瓷，胎壁薄而坚硬，质地细腻；釉层透明，表面光亮……上述瓷器与1964年温州市西郭大桥头石桥桥墩下出土的宋初开宝三年（970年）瓷质铭文碑和在河床中发现的执壶、瓶等瓯窑瓷器，在质地、釉色和造型等方面都极其相同。说明它是受了瓯窑的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是瓯窑的手工业者直接到龙泉经营生产的。”也就是说，在北宋早期甚至更早时期，龙泉一地在创烧龙泉青瓷的同时，有瓯窑陶工迁徙到龙泉，直接在龙泉生产瓯窑产品，且质量上乘。
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古陶瓷研究专家李刚在《龙泉窑源流说》一文中也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些窑场与瓯窑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看作是瓯江下游地区窑业溯江而上的松散分支。至于龙泉北宋淡青釉瓷器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显露出个性，是符合窑业技术传播、变易之规律的。可以说，北宋中期以前瓯窑制瓷技术传入龙泉后所产生的变化，是对当地的文化、风俗适应的结果。”
有出土器物和陶瓷专家的明证，古代瓯窑的分布地包括瓯江中上游的丽水已是不争的事实。
2、与越窑的关系
在古文献中，关于丽水陶瓷史甚至龙泉窑的开创年代记载极少，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庄绰的《鸡肋编》：“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虽然许多学者在引用此条文献时并不认可“五代秘色瓷出龙泉”观点，甚至权威如朱伯谦先生，也在《朱伯谦论文集》中论证庄绰说法有误，认为此时的龙泉不可能出秘色。
据史料分析，认为五代时龙泉烧不出秘色瓷的说法，未免太过武断。笔者本着商榷的态度，试探庄绰所说“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的真实性，理由有三：
一是龙泉窑极有可能是越窑贡瓷幕后英雄。
五代时，吴越国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不惜动用全国之力烧造进贡瓷器，而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当时已在众多南方窑场脱颖而出，并具有相当规模的民窑——龙泉窑不可能置身事外。于是，地理位置相距不远的龙泉窑便成了越窑贡瓷的另一个生产基地，龙泉窑产品因此极有可能作为越瓷的一部分担负起贡器的重要使命。
处州龙泉山高地偏，瓯江滩险浪激，交通不便，文人墨客到访龙泉为数不多，导致龙泉窑知名度远不如当时的越窑，人们将龙泉县产的秘色青瓷认作是越窑青瓷，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一如五大名瓷之一的哥窑，虽早有许多迹象指向龙泉，但陶瓷界专家还是认为产地悬疑。直到近年考古界对龙泉溪口瓦窑垟等窑址黑胎青瓷的挖掘和发现，才最后确认文献中的哥窑产自龙泉，是龙泉窑产品。正如复旦大学沈岳明教授讲的“千古之谜乃千古奇冤”。
二是龙泉窑在五代时不仅初具规模且品质上乘，烧制类越窑秘色应不成问题。
龙泉窑在为吴越国生产贡瓷的同时，也换来了自身发展的契机。为保证贡瓷品质，统治者定然会派优秀瓷匠到龙泉传经送宝，将越窑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龙泉窑。同时，龙泉极其丰富的制瓷资源和便利的瓯江水路，也为龙泉窑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了契机，“龙泉县又出秘色青瓷”应是理所当然。
南宋赵彦卫所著《云麓漫钞》卷十更是明确指龙泉出秘色：“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文中讲得很明白：处州龙泉和越州皆生产秘色瓷。有人说是李唐皇帝出的，也有人说是五代吴越钱王出的。龙泉秘色瓷釉色粉青，越窑的秘色为艾色（青黄色）。在《云麓漫钞》中，龙泉窑和越窑是平分秋色的。赵彦卫曾任徽州通判，新安郡守。想来不可能信口雌黄。
李刚在《龙泉窑纵笔》一文中也阐述道：“在熙宁元年至宣和中的半个多世纪里，浙江的制瓷业发生了越窑衰落与龙泉窑兴起的巨变。当龙泉窑形成一定的规模后，其上等产品便自然被处州府列为土贡项目。”也因此被庄绰认为是龙泉窑产秘色瓷。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浙江古代青瓷》在《龙泉窑的兴起》一章中也提到：“可以认为，龙泉窑早期淡青釉青瓷与吴越国后期到北宋早期的越窑青瓷风格相近。”这也意味着两者品质在伯仲间。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说：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仔细推敲上文，应是这个意思：北宋朝廷命令汝州造青瓷器，还让河北、耀州等北方瓷窑同时造青瓷，而在江南，曾经领衔江南的越窑已在朝廷的视阈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已闻名遐迩的“龙泉县窑”。因此，贡瓷还得龙泉县窑继续烧造。因为龙泉窑看上去比较粗糙，在北宋政和年间，朝廷在让上述各地继续烧造贡瓷的同时，自己办官窑烧造。文献清楚地表明，当时“龙泉县窑”在江南是为朝廷烧贡瓷的唯一一家。可见北宋晚期，龙泉青瓷的地位已相当显著，技术水平领先江南同行。
丽水资深古陶瓷收藏家叶英挺对此有新解。他认为，上文的意思是：朝廷对龙泉窑“质颇粗厚”看不下去，干脆在龙泉县置官窑督烧。这样解释其实也符合文法。如果是这样，那北宋时期龙泉有官窑，也就有据可依了。
李刚在《龙泉窑纵笔》一文中也认为：北宋时，龙泉大窑、溪口等地，实为受处州府监控的龙泉官窑所在，它烧制的黑胎瓷纯属“县官未尝见”的宫廷用瓷。
三是庄绰曾任朝廷中高层官员，一生仕宦于襄阳、临泾、颍昌、洪州、澧州、筠州、鄂州、南雄州及两浙等地。最后任右朝请郎、充江南西路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官声良好，见闻广博，学有渊源，著述甚富。其父庄公岳与苏轼、黄庭坚等人交好，自己又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米芾好友，因此，不可能将龙泉也出秘色瓷这一点讲错。
由于龙泉窑实际上有为朝廷烧贡瓷，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兼任龙泉窑务，足见龙泉瓷业在朝廷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近年在龙泉出土的一件纪年淡青釉四系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936年，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字样，证明早在后晋时期就有烧制贡瓷。这为龙泉窑从五代到北宋期间，有贡瓷生产及“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之说提供了难以辩驳的实证。
龙泉窑烧制技艺的持续提升和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使龙泉窑在北宋时期生产规模和品质达到历史新高。以龙泉市的金村、大窑、安福、大白岸和庆元县上垟等为中心，逐渐向南向东沿瓯江流域扩展。目前已发现的北宋瓷窑遗址多达159处。
随着北宋晚期对龙泉的龙泉溪、秦溪，缙云的好溪等瓯江中上游险峻滩弯进行开凿疏通，船只昼夜航行安全畅通，昔日险滩皆为安流〔见(清)《龙泉县志·卷十二》（文艺记述）乾隆二十七年刊本〕。从此以后，龙泉窑青瓷可以通过船筏顺流而下至瓯江主流，经温州专营龙泉青瓷的朔门古港等港口行销国内外。同时也吸引更多从事青瓷生产的能工巧匠来龙泉置窑烧瓷，正所谓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至南宋及元朝至明中，龙泉窑步入鼎盛时期。
综上，丽水地区出现陶器的时间或许比全国其他已发现陶器的地区相对晚一些，但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最初的陶器。到好川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烧成温度更高、更为坚硬实用的印纹硬陶便水到渠成浴火而生。约3000年前的商代或稍早前，丽水先民在烧制印纹硬陶过程中，用瓷石制胎，表面施石灰釉，经1200℃高温焙烧而成原始瓷器。原始瓷器是向成熟瓷器迈进的重要一环。有了这一环，丽水区域先民在六朝时期的莲都吕埠坑、龙泉金村等处创烧出了成熟瓷器。
紧接着在唐朝，直至五代，龙泉窑继往开来脱颖而出。此时的龙泉窑烧制工艺已较为完整先进，胎质坚硬，釉色晶莹似玉，甚至被称为秘色，作为贡瓷，或代越窑生产，或朝廷直接在龙泉督烧。到了北宋晚期，龙泉窑已能烧造比淡青釉更有魅力的翠青釉青瓷，并已规模化生产。此时，龙泉窑名冠江南，其产销量已一统瓷业江山，为南宋及元明领衔海上丝路积蓄了蓬勃的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红十字会原副秘书长、新华社浙江内参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