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高
王应麟身为南宋末年礼部尚书、给事中，却在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辞官后，他的生平踪迹成为历史的一个谜团。几百年来，一代代的文人学者都想解开这个谜团，并试图明确《三字经》作者及始创地。最近笔者在研读多个版本的《庆元县志》，审读《庆元姓氏源流谱序集》书稿，查阅了竹口《王氏宗谱》，浏览了关于王应麟的生平事迹材料，这一系列史料，总是不断闪现着王应麟的踪影，把这些史料串联起来，会呈现一个事实：王应麟的最后二十年是在庆元度过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蒙学名著《三字经》，是王应麟在庆元竹口隐居地根据生平积累撰写并教授学生诵读的。
辞官隐居后的谜团
百度记载，王应麟，宋宁宗嘉定十六年七月十九日（1223年8月17日）生于庆元府（今宁波）鄞县，元成宗元贞二年六月十二日（1296年7月13日）卒，享年七十四岁。
王应麟,南宋官员、经史学者，文学家，政治家。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19岁的王应麟就考中进士，宝祐四年（1256年），34岁的王应麟复中博学宏辞科。历官太常寺主簿、通判台州，召为秘节监、权中书舍人，知徽州、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其为人正直敢言，屡次冒犯权臣丁大全、贾似道而遭罢斥，后辞官回乡。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一生著述颇富，计有二十余种、六百多卷，相传《三字经》为其所著。
父亲名撝，字谦父，为楼昉的学生，曾官吏部郎中，预修中兴四朝国史。应麟天性聪敏，九岁便通六经，十九岁举进士，因受到程朱学派的王埜和真德秀等人影响，任官同时勤于读经史。后授衢州西安县主簿，县民误以其年少可欺，输纳赋税时故意延迟，应麟请求郡守，绳之以法，民皆畏服，无人再敢误期。时县内驻守军校正酝酿闹事，县令翁甫仓皇间不知计将安出，应麟前往说之以礼，事乃定。可见智勇双全。
宋宝祐四年（1256年），理宗方御集英殿亲策进士，命应麟为覆考官，知举官已先将评定名次录呈，帝欲有所升降，拟将第七卷改置于首，应麟读后顿首奏道：“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遂以第七卷为首选，及至唱名赐第，乃是庐陵文天祥。应麟读其文而能知其人，鉴赏力可谓超人一等，而天祥一生亦不负所知，真千古所未有。
景定五年（1264年）冬，度宗即位，王应麟擢摄礼部郎官兼直学士院，又兼崇政殿说书，每因进讲多所开陈。迁著作郎，再迁秘书少监兼侍讲。恭帝（1275）新即位，应麟造朝，为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上疏陈十事，并条画备御十策，皆不见用。寻转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以封驳左丞相留梦炎引用非人，再三上疏皆不报，乃辞官东归。嗣有诏迁翰林学士，亦力辞。
三年后（1278年）南宋灭亡，而王应麟接下来的生活轨迹成为一个历史悬案。
历代文人学者不断探寻踪影
自王应麟隐居后，几百年来，文人学者们不断在寻找他的影踪。有的说，宋亡后“深自晦匿，不与世人相接，独自在家著述”，对其隐居生活，有关史籍上的记载惜墨如金，语焉不详，以“后二十年卒”等一笔略过。
也有学者分析，王应麟作为南宋重臣，是一位深深怀恋故国的“南仕”，入元后，以“浚仪遗民”署名就是例证。隐居二十载，所有著述，只写甲子不写年号，以示不向元朝称臣。他一生著作甚丰，有《困学纪闻》《玉海》《诗考》《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玉堂类稿》《深宁集》等六百多卷。
有的说，王应麟晚年为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编写了一本融汇中国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诀”。他是通古博今的大儒，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写出这部“三字歌诀”，成为家喻户晓的《三字经》，非同凡响，学术价值甚高，成为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这可能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而《三字经》是到明清时期才开始为世人所重视。
也有学者揣摩，在风雨飘摇的岁月，王应麟心理上欲寻觅一处与其生身之地庆元府鄞县有某种联系之处栖身，以寄托其思恋故国的情愫。而南宋时的庆元县，虽交通闭塞，舟楫不通，但却人文荟萃，宋丞相李纲（邵武人），其母亲吴彦钦是庆元大济人，其外公吴桓，舅舅吴彦申都是进士；在王应麟之前的一位南宋礼部尚书陈嘉猷【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就是庆元竹口人；还有庆元县大济的许多进士……为此，庆元县曾是许多人神往的地方，这里也正是王应麟苦苦追寻的隐居地。
来庆元县隐居，成为文人学者探寻王应麟后二十年踪影的一个重要指向。
隐居庆元实证考辨
在考证历史上一个人物或事件，在考证学上要抓住三点：一要有实物资料，二要有文字资料，三要有地理资料。作为王应麟隐居庆元的实证，其三者都是实证凿凿的。
《庆元县志》里的王应麟
国史、方志、族谱，是史料的三大支柱，方志是记述地方事实的史书，是“一地之百科全书”，是由地方政府组织编纂的“官书”，在一邑具有权威性。据记载，庆元历史上有十次修志，目前可搜索到存世最早的县志为明万历五年（1577年）的《庆元县志》，清代存世县志5部。本人查阅了明万历及崇祯庆元县志（残卷），未搜寻到关于王应麟的相关信息，这或许与时代的认知评价不同而被忽视了有关。然而清代的《庆元县志》记述王应麟的讯息尤为详尽，足以印证他隐居竹口的事实。现摘录清代康熙及光绪版县志中的部分记述，其它县志作参考旁证，以示古人对先贤的敬重。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庆元县志》收录的具体印迹有四条。
1.康熙《庆元县志》主修，庆元县令程维伊在开篇的序文载：“语人才，则有先哲刘公（知新）殿试第一。文章炎起，且如少帅吴公，耿亮博雅，为中外表望，陈大宗伯吴少司徒，胡中铨诸公，踵蹟相端，名喧九垓。尤异者，王（应麟）黄门读卷而识信国，古谊忠肝，以得仕贺，可谓千秋只眼，流光汗简”。序文赞颂庆元人才辈出，尤其点赞了王应麟荐举文天祥成为状元的事迹。
2.卷七《选举志，进士》，王应麟作为庆元籍进士，赫然在列，列为“嘉定戊辰，王应麟给事中”。
3.卷八《人物志、理学、宋》：“王应麟，字伯厚，秉性刚正，有古大臣风，登嘉定戊辰进士，开庆间充读卷官，至第七卷顿首曰，‘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遂擢升第一，乃文天祥也。寻转给事中。忤旨，遂挂冠归故。帐讲学，执经云集，著玉海集，四书论语考异阐发，洙泗之微，后学得其旨归”。
4.卷九《艺文志》，收录郑惟飚【缙云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长葛知县】撰写的《重修竹溪公馆记》，其中记载：“馆门之外，左建三楹祀关圣帝，以示神武，不杀靖其冠氛围；右建三楹，中祀文昌司命，为此乡之人出多秉耜入少，横经书声，弗和灯火不连故祀之，以鼓舞子衿，辨志释莱；左祀宋给事中王公应麟，此邦之先贤，而不庙食岂不大典欲，古祀之，景行仰止，以光川岳。”（清嘉庆、道光、光绪县志均引载）
清光绪三年（1877年）的《庆元县志》，记载与王应麟生平事迹相关的文献有十处之多。
1.卷二“坊表”中，列有《进士坊》标注：在竹口明知县董大本为宋进士给事中王应麟立。
2.卷五“官庙”列有《王伯厚祠》，一座在九都竹口，一座在十一都上源村（清嘉庆、道光县志均有载）。
3.卷六“邱墓”，第一位列：给事中王应麟墓——竹口水尾回龙谭后。
4.卷九《选举志》，王应麟列为庆元籍进士，“嘉定元年戊辰科，王应麟给事中有传”（清康熙县志始均有载）。
5.卷十《人物志》上册，明确说：“名贤一乡典型，四国之闻望系焉。”并将王应麟列为宋代与吴庸并列的庆元两位“理学”大儒人物。曰：“王应麟字伯厚，父撝，嘉定癸未进士，徽州知府，弟应凤，中宏词科，以兄为师，有经济才。公秉性刚正，有古大臣风，登嘉定戊辰进士。开庆间，充读卷官至第七卷，顿首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锉石，臣敢以得人贺。遂戳第一，乃文天祥也。寻转给事中。忤旨，遂挂冠归，设帐讲学。执经云集，著玉海集四卷，论语考异，困学记闻，小学钳珠，深宁集，王尚书遗稿，及‘三字经’地理考等书行世。后学得其指，归祀乡贤”（清康熙县志始均有载）。
6.卷十二《艺文志·记》收录教谕沈镜源撰《重修阜梁桥记》，文中记载修桥经过，接着说“告成后，同里贡生田君嘉修【顺治十八年（1661年）署县事同知】，榜其上曰‘宋王伯厚先生故里’，以志先型，余赴郡往来过之，深为之望风景仰”。
7.卷十二《艺文志·记》收录有田嘉修撰写的《王伯厚先生故里记》一文，在简略介绍王应麟生平后，曰：“父母乐侯常语余曰，庆之自来人物，必以伯厚先生为最，先生居敬，穷理道学，阐述濂闽之蕴，陶淑于吾徒之功至漙，故至今海内之士无不知有先生者。视仕宦而至乡相，衣锦还乡，生荣死没”。
8.卷十二《艺文志·诗》收录有王勉（明洪武年间官宦）写的诗，《王给事第》：读卷知肝胆，文章信有神，渊源传介弟，铁石识忠臣，玉海藏书富，龙潭结穴真，瓣香勤拜遏，记取后来人。
9.卷十二《艺文志·诗》收录沈镜源(庆元教谕）撰写的诗，《过王伯厚先生故里》：南宋兴亡际，先生一伟人，建言明大义，读卷识忠臣，学海搜罗富，词林著述新，我来经故里，仰止感心神。
10.卷十二《艺文志·补遗》，收录杨炳奎撰的《题王伯厚先生故里》：大名应立尚书坊，表里端推第一乡，人是濂闽真道学，文为日月仰辉光，传来玉海钳珠富，识得忠肝铁石香，故里河山同壮色，看花前度有刘郎。
解读清代庆元县志可知：一是王应麟是宁波府鄞县移居庆元的，二是把王应麟归入庆元籍的先贤，三是明朝庆元县令董大本为王应麟建造了进士牌坊，四是王应麟在竹口建有府邸，五是明确列出王应麟的墓地及方位，六是把王应麟列为祭祀名贤塑造的样板，七是明确告知世人，《三字经》是王应麟撰述的。
宗谱里的王应麟
宗谱家谱族谱是序昭穆、考世系，寻根溯源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敦宗睦族的纽带，是氏族繁衍和迁徙的实录，是国史方志的补充。
1.竹口“王氏宗谱”《第一图庆元肇基派衍之系》：一世撝，守澄公之子，行一，嘉定蒋重珍榜登第，官徽州知府，卒葬鄞县，配周氏夫人，生二子。二世应麟，字伯厚，行寿一，号厚斋，晚号深宁居士，登嘉熙戊戌进士第，官礼部尚书，寻调工科给事中致仕。由鄞县鄮山迁居庆元竹口。所著有《玉海集四卷》《小学钳珠困学纪闻》《王尚书遗稿》《三字经》等书行世，详载县志。配陈氏夫人，合葬回龙谭后坐，丁向癸（坐南朝北），生一子。
2.王应麟与举水“吴谱”，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岁次甲戌，自称原任给事中丙辰科典试眷弟王应麟为庆元举水“吴谱”作序。自称“吾乡”。宗谱正文写到“吾乡延陵为举水吴氏一姓，自鄱阳历山阴更避地于永嘉安固（泰顺县），由此而衔于松源”。
3.文天祥与举水“吴谱”，南宋景炎元年丙子（1276年），自称签书枢院事同军国事前宝佑四年（1256年）丙辰科状元的庐陵文天祥为庆元举水“吴谱”作序，序文一是阐明“夫余固吴氏甥也”，即自己是吴姓外甥； 二是明确告知，王应麟辞官后在庆元居住，序文载：“余自待罪册府，每以国步艰难为忧，惟是鞠躬尽瘁。求无负松源王夫子忠肝铁石之誉，第夫子自解组归里后，久疏寤言，暮云春树之句，几使少陵不得独赋于前矣。近自镇江趋行在寓于温州，适使者来知，夫子于阇月著书之暇，为同邑延陵考辑家乘，而并命余为之序”；三是这篇序文是王应麟嘱咐撰写的；四是序文告知王应麟与庆元的关系，即“且余闻印宗吴公，与夫子夙号通家，瑰意琦行,倜傥不羁”，以此也可以了解王应麟迁居庆元吴姓友人的牵线资助。“王夫子忠肝铁石之誉”与文天祥结下师生之谊，得知王应麟为庆元举水吴谱作序，自己也欣然受命作序。
4.姚梁与竹口“王谱”，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代庆元唯一一位进士，内阁中书辛卯壬辰同考试官姚梁为竹口“王氏宗谱”作序，序曰：王氏先代派籍兖州，受郡太原，裔本三槐，迨右军公流寓会稽，再后守澄公徙松源，而理学应麟公出焉，倚天拔地，光眀磊落，登进士为礼部尚书，丙辰主试拔取文天祥为宋代忠节冠冕，名标海宇，寻转给事，挂冠而归”。也告知王应麟来到庆元生活。
5.真定城与竹口“王谱”，南宋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理学“西山文忠”真德秀（1178—1235）的后裔，邑廪生柘浦真定城于乾隆壬辰（1772年）为竹口王谱作序，开宗明义就说：“宋儒伯厚王先生讳应麟，后予先始祖西山文忠公出，尝考邑乘，先生为庆元人，而我文忠公居浦城，实龙泉人也。庆元为龙泉分壤，然则先生与余文忠公本同乡，又同为一代理学名臣者矣。余以曾王父由浦城徙居先生之里，慕先生如我文忠公焉，爱其先人必交其后嗣。松源王姓颇多，余所获与往来者亦不少，然未卜孰为伯厚先生嫡裔也。方欲详访而询得之，以与之共相劝勉，或庶几无愧乎理学名臣之后乎？”序文表明，竹口王氏是王应麟的后裔。
6.王元与竹口“王谱”迁居龙泉的后裔王元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为王氏族谱作跋：“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顾源远流长，支分派别，其迁徙不一，藉非谱牒之作，何以昭穆不紊，使世次厘然知乎？吾先世旧居宁波鄞县，伯厚公当宋末徙居今庆元之竹溪，遂为庆元之始祖”。序文明确，王应麟是从宁波迁徙而来的。
7.柳芳林与竹口“王谱”，咸丰二年（1852年）鹤溪柳芳林为王谱作序，曰：“翻阅旧谱，始知为宋儒伯厚先生后裔也。先生世居宁波附城郭之鄞县。致士后徙居庆之竹口，然鄞距庆元千里矣。山川固佳，而非能过于负滨海，控扶桑，枕山臂江，深迥幽奇之胜也。纵曰隐焉，其时南疆尚安，非无托足之区，何径直地之深远耶？顾吾思之，南渡中兴，朝野稍安，自史嵩之毒害善类，小人道长，国事日非矣”。序文分析王应麟千里之遥来庆元的原因。
8.竹口王谱，竹口王应麟后裔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第三次修订的宗谱(前两次已佚)中，详细记载了王应麟从鄞县鄮山迁居竹口的事实，其中有画像；有《像赞》载明“晚隐竹溪”;有王应麟的府第图；有王应麟去世后埋葬地坟墓的地址、形制及儿子墓地的记载。并详细记载了王应麟居住的府第图。
9.竹口“陈谱”，竹口宋陈嘉猷尚书后裔宗谱中，有季之良写的《竹溪怀古》中“王理学、陈神童，翘然杰出宋代中”的诗句。
宗谱详细记载了王应麟的生平和隐居庆元竹口的轨迹，阐明了来庆元的因缘，王氏家谱明确注明王应麟撰述了《三字经》。王应麟的序文把庆元视为“吾乡”，宋代大儒真德秀后裔序文视为同乡。更值得确信的是文天祥于景炎元年丙子（1276年）的序文，当时王应麟迁居庆元县不久，时文天祥逃出元营回南方救国，与人物的时间地点事件都吻合。
史迹遗存中的王应麟
根据县志、宗谱记载所述，与史迹遗存的地理资料作相应比照，更具有实证意义：
1.王应麟选择庆元作为隐居地的考辨。一是从庆元地理方位与县情来看。两宋一朝，处州“士风彬彬，著闻东浙”，人才辈出，有953名学子荣登进士，中举人数名列两浙第三位，同时涌现了七位宰相。作为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建县的庆元县，人口为仅有万余人的小县，通过科举，有31人中榜进士，有数百人走上仕途，一个仅300人的大济村就高中进士25人，更有一批仕子任职于京城，被世人所瞩目。南宋末年，烽烟四起，而庆元还是处在一个风平浪静鸟语花香的神州秘境，王应麟的目光聚焦到庆元县是在情理之中；二是宗谱记载有王应麟与庆元吴氏有“通家”之好，来庆元有故友亲情的照应；三是庆元县与庆元府仅一字之差，可掩人耳目。1276年辞官东归回庆元府（宁波）即带着家眷直奔庆元县竹口，一方面避开了南宋腐败无能政府的纠缠，史料记载“嗣有诏迁翰林学士，亦力辞”可证，另一方面元朝朝廷也无处追寻。根据明成化《处州府志》记载，成化十八年庆元才不到七千户两万人。可知南宋末年庆元在层峦叠嶂的大山中，王应麟在庆元建制家室，辅导学生当“山长”，读书著述，仿佛进入世外桃源，因此不被官方所觉察而有记载，则是必然的。
2.王应麟隐居庆元的印迹。一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恢复庆元建制的首任知县董大本，在竹口建起了纪念王应麟的进士牌坊。这时王应麟谢世才85年，许是他的孙辈还在世上。作为明朝县令为一位宋朝官员建牌坊，必须有确凿依据的。二是关于王应麟的府邸，县志有文有诗，族谱有图有赞有记载，宗谱中有地图，在竹口有相吻合的地理位置，只是沧海桑田，已经找不到当年府邸的建筑罢了。三是关于王应麟的墓地，县志有记载，王氏宗谱既有幕址——回龙谭后座，也有墓图及朝向——丁向癸，即坐南朝北，他为自己选取面向自己家乡的朝向。他儿子的墓地也在附近。与现有的地理方位相吻合。当地政府已经作为县级文保予以保护，有待作为考古发掘揭开尘封700多年的秘密。
3.后人给予崇高的礼遇与祭祀。明代官宦王勉写的诗《王给事第》，康熙年间进士缙云乡贤郑惟飚撰写的《重修竹溪公馆记》等显现了王应麟的崇高地位；庆元教谕沈镜源撰写的诗《过王伯厚先生故里》，竹口阜梁桥几度建设都在桥傍竖起“宋王伯厚先生故里”碑，在庆元九都十一都等地都建有“王伯厚祠”以祭祀。民间遗迹时时印证王应麟在庆元的生存状态。
王应麟著述《三字经》的实证
关于《三字经》作者，其史志没有记载，史料中用“传说”来注释，而根据庆元县志及竹口王氏宗谱可以推论：《三字经》应是王应麟创作的。
1.王应麟是《三字经》的首创者。《三字经》是一部口口相传，不断充实完善的蒙学著述，目前能见到最早的《三字经》版本是明中期的刻本，其国史写至“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即写到宋朝之前，与文天祥曾对元丞相说出“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相吻合。《三字经》在不断传颂中增补删减，现在诵读的版本是清末民国初章太炎先生的征订本，经历代学者考证应为王应麟创作。
2.《宋史》记载王应麟的作品15部160多卷，其中《困学纪闻》《蒙训》《小学绀珠》《小学讽咏》等著作，这些著述正是《三字经》所诵读的基本素材。
3.王应麟隐居庆元竹口，以辅导家人小孩和村里孩子为业，而在那个年代没有教科书，王应麟凭借自己所学，信手拈来，编纂了《三字经》，以此悉心教诲族人及村里学子。也推断是在竹口教授族人及周边孩童，并凭借生平积淀而抒发创作的。然而，当王应麟的著述传播扩大，特别是《三字经》在民间的传唱，才逐渐被人们发现：原来庆元竹口曾经生活过一位大儒王应麟。只是因为竹口地处偏僻、山高水远、舟楫不通，传播不畅，到明清时期才被世人所赏识传播。而庆元竹口是《三字经》的原创地，笔者认为这一结论较为可信。
综上《庆元县志》和相关宗谱，及地理印证，有一个共同指向，就是王应麟后二十年的生活是在庆元度过的。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在王应麟迁居庆元不久，就尊称“松源王夫子”，告知王应麟生活在庆元并为“同邑延陵考辑家乘”，这是最直接和准确的实证。同时，根据相关史料，王应麟在为族人及乡民教授中，依据平生所学，撰述了《三字经》，竹口应是《三字经》的原创地、始创地。
（作者系市社科联原副主席、市政协文史专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