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子易（龙泉）
朱漆，黑体，“国营新华旅馆”写在玻璃门气窗上。“国营”二字竖排，占一格玻璃；后面四字横排，各占一格玻璃。我跟在美术老师身后，从六个朱漆黑体字下面走进杭州新华国营旅馆。
门内右侧白粉墙上开一个窗口，里面坐着一位优雅的女子，她身穿白大褂，接过美术老师递上的介绍信，看了一会儿，又抬眼在我们的脸上扫过，登记好房间。我住登记口旁边的大客房，床铺上方有一顶白纱罗蚊帐，像华盖一样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美术老师住二楼，杭州国营新华旅馆只两层。
我把人造革行李包放之床底下，跑出大门，站在国营新华旅馆窗口下看大街。平海路、湖滨路相交丁字路口，梧桐树枝叶稠密。马路上汽车、人不多，公交车驰来像一阵风一样，掀起地面上的落叶。湖滨路上候车的人群也像落叶一样被掀动，跟随公交车一阵小跑。杭州话很是好听，公交车前窗上坐着一位女售票员，探出上半身，用一柄小旗杆“哐哐哐”地击打着车体：“让一让，人让一让。”女售票员的声音平铺、平静、惯性，仿佛事先就存放在口腔里。
湖滨路外侧，公园树木成荫，再外侧就是西湖。阳光下的西湖像一块玻璃一样反射出眩目光芒，木船处于静止，像瓯江上游那些无所事事的野鸭群，看似不动，稍不留神，它们又变换了位置和阵势。我远远地看着从小就听说并渴望的西湖，不敢穿过马路走近它。几个外国人从跟前走过，陌生的香水味使我感觉晕厥和遥远。
美术老师在窗口下面找到我，叮咛了一句：“不要乱跑，会弄丢的。”
这件事情发生在1975年暑假：我第一次去省城杭州，参观全省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理由是我的一幅水彩画在参展作品之中，县文化馆派了一位美术老师陪同。杭州武林门广场上，红太阳展览馆是浙江最大的展览馆，展出了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人的画，在这些画里，我人生第一次明白无误地感觉自己的卑微。后来在孤山脚下看到“楼外楼”招牌时，某个重要的东西从此植入我的生命。
走出红太阳展览馆，美术老师问我看见自己的画没有，一时间我竟然答不上来，或者说，我羞于回答。
杭州小住三日，跟随美术老师去过三潭印月、白堤、孤山、灵隐寺，暮合时分回到国营新华旅馆。华灯初上，旅馆外面的夜空就会响起竹哨声、卖冰棍老妪手击木箱声、搅拌藕粉羹的叮当声。那个卖竹哨的男人一曲接一曲地吹《北京颂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苏里船歌》《北方吹》……哨声嘹亮，我向男人买了一支竹哨，吹出了《东风红》。
国营新华旅馆斜对面的梧桐树下，卖藕粉羹的女孩，约长我一两岁。头两个晚上，我站在她对面的梧桐树下看她卖藕粉：一袭的碎花白底衫、裤，或者一身藕色，两个羊角辫子，像一枝荷一样优雅、好看。
她似乎也在看我，看到第三天，我们看熟了，我走到她的藕粉摊前，她甚是欣喜。我又盯着她的手指看：尖尖的、细长白嫩的手指，舀一匙藕粉至蓝花碗，或许两匙，凉水化开，冲入开水，汤匙在瓷碗里“当当当”地轻轻搅拌，藕粉很快粘稠、透明，撒一匙白糖、几粒桂花蜜，笑盈盈地递给我，脸上有两个酒窝。
卖藕粉羹的女孩爱跟我说话，说杭州话，“头毛”“葛毛”“晚快边儿”地说着。湖滨的夏夜渐静，女孩要收摊了，我叫了她一声小姐姐。除了瓯江上游我家乡方言，杭州方言是我最乐于接受的，据说，这种儿化音是南宋遗音。
后来，我考进杭州商学院，还是在文二街老校区，一切因陋就简。文二街五六百米，围墙，杨柳，校舍。西溪河畔小商场里的蛋糕令人垂涎。从团校站牌搭乘10路公交车去湖滨，国营新华旅馆还在，卖藕粉的小姐姐却不见了。
湖滨路上的火车票预售点，每天都有人在排队，他们悠闲地站成几条长龙，仿佛毫不介意时间的流失。我不曾在此购票，时值期末考试，不想把时间掷在排队和往返路上。寒暑假回家，都在考试结束后，拎上行李直接上火车城站购票上车。
那一年寒假将至时，杭州下了一个星期的雪。年边了，学校还在考试，最后一门《统计学》，考完就拎起人造革行李包往城站赶，先乘公交车至湖滨，再转1路电车。城站熙熙攘攘，没有购到当日火车票，站票也没有，购了一张夜间的“闷罐车”票。
“闷罐车”即临时用以载人的货运列车，没有车窗、灯光、座位、厕所、开水、乘务员，没有确切发车时间，从中午等到午夜，火车才慢慢悠悠启动。乘“闷罐车”的人都是赶路的人，我要赶回父母身边去过年，饿了，跟站内小卖部的大妈要了一碗藕粉羹、一个面包。藕粉羹热又甜，自是别有一番意味。
2020年的一天，我乘坐高铁G7332至杭州东站，再坐地铁至文二街、湖滨。文二街无复相见，犹如一个堆积层已埋在文二路下面，文二路是一条繁华的大道，往西延伸至仓前古镇。在湖滨，曾经的物象几乎全部隐遁，穿过湖滨路的繁华、喧嚣和拥挤，在六公园一处幽静小茶楼坐下，窗外是西湖的荷。
一位年轻女子向我走来，一袭碎花素底衣衫，扎两根羊角辫子，脸上有两个好看的酒窝，像一枝荷一样婀娜。她从托盘里取出一碗藕粉羹、三样干果，放我茶几上，一声悦耳的杭州话：“先生，您慢慢吃。”
晶莹的藕粉羹上面，几粒枸杞，几粒芝麻，几粒桂花蜜，还有原来的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