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起，上海迈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46个重点城市也在加快垃圾分类的各项环节建设。记者调查发现，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推行。但19年过去，垃圾分类在一些试点城市推进缓慢，很多人对各种垃圾依然“傻傻分不清”。垃圾分类难点到底在哪里？

　　由点及面19年逐步推进，有的城市群众获得感不强

　　早在2000年，垃圾分类工作就已启动，由8个试点城市，到26个示范城市（区），再到46个重点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2014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商务部五部委又联合推进了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的试点工作。

　　2018年初，住建部印发通知，要求2018年3月底前，46个重点城市要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明确年度工作目标，细化工作内容，量化工作任务。

　　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张乐群介绍，目前，46个试点城市均制定了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其中近30个已出台垃圾分类相关法规条例或管理办法，明确垃圾分类链条上各相关方责任。已有22个城市由市委书记或市长担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各城市都开展了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

　　与此同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海云表示，目前，全国总体的垃圾分类覆盖范围还很有限，一些城市仍停留在基础层面，现行的46个重点城市仅占全国城市数量的7%左右，同时这46个重点城市的进展不平衡，有的城市群众在垃圾分类方面的获得感并不强。

　　知晓率低、投放准确率低、资源利用率低

　　记者调查发现，分类知晓率低、分类投放准确率低、资源利用率低等“三低”问题，是垃圾分类的“拦路虎”。

　　目前，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准确投放率较低。“在实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厨余垃圾理想状态应该至少分出20%的量，实际仅为5%。”北京市城管委环卫处相关负责人说。

　　“最难的是分类的正确率，真正能达标的只有30%至40%。”参与合肥市垃圾分类试点运营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混装混运”打击了一些市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好不容易分好类，垃圾车混在一起就拉走了，完全白干了！”北京市民王女士表示。

　　合肥试点地区的一位街道干部反映，由于缺乏处理场所，日渐增多的餐厨垃圾“无处可去”。此外，有毒有害和大件垃圾的末端处理也往往“没有着落”，最终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挫伤群众的垃圾分类参与热情，影响分类体系建设。

　　记者调查发现，对有害垃圾、厨余垃圾的处理，不少地方是空白；在可回收物中，高价值的有机构愿意回收，低价值的少人问津，且专门回收机构分散不均，难以满足处理需求。按照国家要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网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应是相融的，但现实中这两张网的衔接时有断点、堵点，造成“混为一团”。

　　如何破解政策落地难题？

　　“2011年，上海选择100个试点小区，3个月后，多数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50%。但一年之后再去调查，参与率降到了20%甚至更低。”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说，如何形成长效机制是要反思的问题。

　　北京市昌平区城管委环卫科负责人王学军说，有些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80%以上，垃圾减量30%以上。根据他们的经验，相关知识的宣传应更细致。比如，有的家庭在分厨余垃圾时，将袋装甜面酱、瓶装辣椒酱、牛奶瓶等都扔进了厨余垃圾桶。正确的分类方式，应该是将瓶子、袋子清洗干净再扔进可回收垃圾。改变这类居民生活习惯，靠耐心的宣传、长时间的监督，最终形成正确意识和方式。

　　对于日常监管，专家建议加强各方互相监督。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说：“市民投放垃圾，由物业监督指导；物业是否在垃圾箱房分类存储垃圾，可由市民监督；垃圾运输车如果发现小区垃圾分类没做好，可以督促物业分类；同样，物业可以监督运输车是否‘混装混运’。”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垃圾分类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不断投入、久久为功地抓下去。”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