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曾告诉我,他一辈子的确经历过很多不幸,其中最大的一桩,就是直到晚年才迎来真正的五谷丰登,相比年轻时的兵荒马乱,来日无多的人间光阴才是最要命的东西。我大致理解他:在他的朋友中,有的是牙齿坏了才第一次吃上苹果,有的是眼睛看不见了儿孙才买来电视机——这世上让人绝望的,总是漫无边际的好东西。
这庸常的人间,在我祖父眼中,不啻是太虚幻境。每次到武汉,如果没有照相机跟随,他就不愿意出门。在红楼门前,在长江二桥上,在宝通禅寺的银杏树底下,这城市的无数个地方都留下过他并不显得苍老的身影,每一张照片中的他都在笑着,笑容热烈得与年龄不甚相称,恰与站在他身边的我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告诫我,不要愁眉苦脸,看看他,去年还写出过“大呼江水变春酒”的句子,他认为,即使放在李白的诗集里也几可乱真;他又告诫我,要向阿拉法特学习,即使死到临头也要若无其事——看,我亲爱的祖父,仅仅通过一台电视,他便对这世界了解得比我要多得多。
这一次,他是负气出门,原因是我父亲不让他做胃镜检查,于是他到武汉找他的长孙。不料,我也向他表达了和父亲一样的反对,并且一再告诉他:对他这样一个年过九旬的老人来说,每顿饭只喝半斤酒是正常的,他不可能再像八十岁时那样一喝就是八两,而所有做过胃镜检查的人事后回忆起来,无不心有余悸。他当然不信,只差说我是不孝子孙。终有一日,趁着我出门,他楼上楼下地跑了一下午,打听遍了所有的邻居,这才确信老年人的确不宜做胃镜检查,到了这时候,他还是和我赌气,竟然要拉着我去东湖爬山。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小小的战争宣告结束,我们迎来了温情脉脉的时刻,不知道何时起,他变成了个听话的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我身边。
刹那之间,我明白了:无论怎么变着法子和我赌气,他其实都是在寻找生机,他只有弄出声响,身边的人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只要他觉得有人注意到他,他就是快乐的。这么说吧:因为近在眼前的死,我亲爱的祖父,正在认真地生活。
(李修文 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