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曾告诉我，他一辈子的确经历过很多不幸，其中最大的一桩，就是直到晚年才迎来真正的五谷丰登，相比年轻时的兵荒马乱，来日无多的人间光阴才是最要命的东西。我大致理解他：在他的朋友中，有的是牙齿坏了才第一次吃上苹果，有的是眼睛看不见了儿孙才买来电视机——这世上让人绝望的，总是漫无边际的好东西。

　　这庸常的人间，在我祖父眼中，不啻是太虚幻境。每次到武汉，如果没有照相机跟随，他就不愿意出门。在红楼门前，在长江二桥上，在宝通禅寺的银杏树底下，这城市的无数个地方都留下过他并不显得苍老的身影，每一张照片中的他都在笑着，笑容热烈得与年龄不甚相称，恰与站在他身边的我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告诫我，不要愁眉苦脸，看看他，去年还写出过“大呼江水变春酒”的句子，他认为，即使放在李白的诗集里也几可乱真；他又告诫我，要向阿拉法特学习，即使死到临头也要若无其事——看，我亲爱的祖父，仅仅通过一台电视，他便对这世界了解得比我要多得多。

　　这一次，他是负气出门，原因是我父亲不让他做胃镜检查，于是他到武汉找他的长孙。不料，我也向他表达了和父亲一样的反对，并且一再告诉他：对他这样一个年过九旬的老人来说，每顿饭只喝半斤酒是正常的，他不可能再像八十岁时那样一喝就是八两，而所有做过胃镜检查的人事后回忆起来，无不心有余悸。他当然不信，只差说我是不孝子孙。终有一日，趁着我出门，他楼上楼下地跑了一下午，打听遍了所有的邻居，这才确信老年人的确不宜做胃镜检查，到了这时候，他还是和我赌气，竟然要拉着我去东湖爬山。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小小的战争宣告结束，我们迎来了温情脉脉的时刻，不知道何时起，他变成了个听话的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我身边。

　　刹那之间，我明白了：无论怎么变着法子和我赌气，他其实都是在寻找生机，他只有弄出声响，身边的人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只要他觉得有人注意到他，他就是快乐的。这么说吧：因为近在眼前的死，我亲爱的祖父，正在认真地生活。

　　（李修文 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