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只红匣子，杉木料，红褐色，抽屉状，是祖上留下来的，还是父亲经手做的，我没有考究。我小的时候，父亲总是把那个红匣子搁在高高的板壁架上，不让我们碰得到。后来，我们家迁到新房子里，父亲把那红匣子搁在他床架内的板架上。

　　父亲对红匣子的看管那么认真，让我越长大越觉得好奇，总想偷偷打开红匣子看个究竟，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我曾多次猜想，匣子内到底存放什么宝贝？我越猜越想知道，但我断定不是现金，因为我家一直以来没多少钱。我家祖上都是穷苦人，更没什么传家宝物或金元宝之类。那么红匣子里究竟放着什么贵重的东西呢？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一定要看个明白。那天，我正好脱了鞋子爬上床，母亲却推开门进来了，问我干什么。急得我叽叽呀呀答不上话，母亲似乎看出我要拿红匣子的举动，就说，这里你大（父亲）的东西，小孩子别乱动。我只好灰溜溜地走开，母亲的话更坚定了我要打开红匣的决心。

　　有一天，父母都到田里干活去了，我站在父母的床上，踮起脚把红匣子拿到床上，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红匣子。我很失望地发现，里面只有一枚大队委的公章和一盒印泥。

　　小时候，我不懂得公章有多大作用，但从那以后就经常看到村民用木材、毛竹都要写申请，经父亲盖公章后方可砍伐，树木搬回家还要经村会计凭大队委同意砍伐的数量进行验收后方可使用。在那信息落后的年代，村民出远门也要凭盖有大队委公章的证明，方可住旅馆。因而，隐隐约约地觉得公章对大人们还是蛮有用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意识到，大队委公章代表着一个村，是权力的象征。

　　我父亲生在旧社会，受尽了兵荒马乱年代生灵涂炭的痛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了，父亲从1950年至1978年，一直担任“村长”、村党支部书记。30年来，父亲不辜负村民的信任，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为山村的发展呕心历血，任劳任怨。带领村民创办村校，拉有线广播，建高水头电站，造林修路等等。负责的工程和经手的资金不计其数，直到年老让贤，都没有任何贪污等问题。

　　这枚小小的公章，在父亲的掌管下，为山村的绿水青山和安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每当我想起父亲红匣子，就会联想到现实的一些事情，前些日子看到两份通报：一是，龙泉市作风办2018年9月10日通报的几个案例：其一，某村支部书记李某和村主任章某在分配村失地保险名额时，92个名额只公示90个，私留2个名额分别给李某的丈母娘和章某的妻子。其二，某村党支部书记在移民直补人口年复核中，不将其已死亡的父母进行核减，致使其父母死后继续享受移民直补补贴达10年之久。二是，从网络上看到湖北省纪检监察机关的一则通报：黄冈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汪治怀，为保护黑恶势力主要头目王忍成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采取暴力、威胁、让狗咬、关铁笼等手段对他人实施非法拘禁和伤害，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李某等村干部，在工作中不严不实，利用职务便利虚报冒领，优亲厚友；身为公安局长，目无党纪国法，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不仅严重损害群众利益，还破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的形象。虽然，他们都依纪依法受到处分和严惩，但也说明确实存在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淡薄，社会恶势力有所滋生的现象。因而，我深切地体会到，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之及时和英明，它对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着深远的意义。

　　那枚大队委的公章已经离开我们家40年，但父亲的红匣子已经深深长在我的心里。但愿各位手执公章的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好好地把公章锁在制度的匣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