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出生于天津，东汉开国名将、“大树将军”冯异是冯骥才的先祖。冯异文韬武略、战功卓著，却不慕名利。每当打了胜仗，众将论功时，他总默默避于大树背后。将士们敬佩其为人，敬称他为大树将军。

　　两千年以后，冯骥才以“大树”作为自己画馆的名字。冥冥之中，冯氏族谱上相隔超过百代的两人，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将家国的重任扛在了肩上。

　　身在冰河，无路可逃

　　1966年夏天，“硝烟”渐渐弥漫于天津街头。

　　青年冯骥才高大帅气，有很好的家庭文化熏陶，热爱世界经典文学和音乐，在绘画方面已展露不凡的资质，却因“出身”问题而未能进入美术学院。24岁时，他在一家书画社里从事古画的临摹。“文革”一来，不仅单位的所有古画、临本、范本被当作“四旧”查抄，连他自己收藏的名画和图书也未能幸免。

　　在1967年新年来临的前夜，冯骥才与相处了多年、同样出身不好的女友顾同昭结婚了。两人都生在书香门第，又同是书画社的王牌员工，本是天作之合，此时结合，却多了几分相互取暖的意味。两家人在饭店吃了一顿简单的晚宴，算是举办了结婚仪式。一切低调从简，新娘子甚至连红衣服都不敢穿。酒桌上，岳父举起酒杯，低声说句“祝贺，祝贺”，一家人低头吃饭，仍小心翼翼怕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转年又到冬天，儿子出生了。冯骥才和妻子给儿子取名“冯宽”。一个“宽”字背后，不知包含了多少的希冀与祝愿。

　　“文学的本质是用光明照亮黑暗。还有，文学的本质必须服从心灵。”一种用文字书写时代的使命感，从此扎根于青年冯骥才的脑海中。他要写下来，写下时代最真实的故事、最真实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渴望。

　　工作之余，冯骥才除了阅读千方百计寻来的各种文学著作，也开始了自己的秘密写作。他从身边的人和故事写起，也写表述胸臆的诗歌，怕被发现，便把作品用极小而工整的字体誊抄，卷成纸卷儿，塞进自行车的一个个车管里保存，最终为了家人的安全，又不得不悄悄掏出来销毁。“文革”高潮过去后，他开始和李定兴合作创作《义和拳》，期盼终有一天可以发表。

　　凌汛初来，春回人间

　　1977年，春天的讯息已经来到。经过严格的挑选和推荐，一批有潜质的青年作家住进人文社，进行“借调式”写作。得到总编辑韦君宜的赏识，借调到人文社修改长篇小说《义和拳》，开始了他正式的“写作生涯”。

　　80年代初，随着《铺花的歧路》《啊！》等小说的发表，冯骥才在全国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度和喜爱。天南海北的读者只在信封上写“天津，冯骥才收”，多半可以寄到。

　　在文学和艺术之外，1982年他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从此，他要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又一重责任。

　　又过了两年，《神鞭》出版，这部在文体上颇具现代意味的小说，从题材和语言上，开始展现冯骥才对天津的乡土情结。

　　冯骥才说，1984年发生的这两件事，是自己人生路上的“拐点”。一本小说为他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一个新居，让他和家人在16年后，终于过上了久违的安静生活，从此更对未来的美好充满憧憬。

　　在漩涡里，一边陷落一边升腾

　　在为人所熟知的大作家、大画家、著名文化学者等身份之外，冯骥才在教育界的成就也非同寻常。《冯骥才语文课》一书出版，发现全国竟有上百种教材选用了冯骥才的文章。《珍珠鸟》《挑山工》《刷子李》等文章的阅读量要以亿为单位计算，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最普及的语文课本到国外知名大学的汉语教程……

　　90年代初，冯骥才回到了表达自我的绘画领域。相较于文学，绘画似乎更是属于个人的事。他的画展从天津到济南，再到上海、宁波、重庆，最后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跋山涉水，从北到南，每一个画展都反响巨大，每到一处都是观者如云。

　　也正是在办画展的这两年里，冯骥才接触、了解了藏在大好河山里的众多名胜古迹，同时发现了在改革浪潮席卷下，正在发生的可怕现实。为了筹集保护文化遗产的资金，他毅然选择了卖画。在故乡宁波，他自己卖画为宁波文联筹措20万元，重修了贺知章的祠堂；游历周庄，他甘愿自掏3万元，只为留下一栋精致古朴的“迷楼”……从1995年赶在天津城市改造之际修建老城博物馆，到1996-1997年奔赴敦煌，朝圣一般写就《人类的敦煌》，再到1999年站在估衣街的废墟前的泪流满面……20世纪的最后一个时段，留给冯骥才的不尽是美好，也有痛心、愤怒以及一次次的失望。

　　20世纪的最后一年，后来达到数百万销量、又收获鲁迅文学奖的《俗世奇人》出版，冯骥才也当选了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席。只是“纵入漩涡”，似乎再不能自已——他一半的精力都转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了。

　　站在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河之岸，冯骥才就像两千年前先祖躲避其后的那棵大树一般，枝繁叶茂，蓬勃盛大。而树荫之下，土地坚实稳固，生灵安稳生长。大河流过，深入大树的生活、生命深处。

　　王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