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学对于社会时代生活的介入，是非常积极的。四十年后，对于社会时代生活直接对话的作品，是不是还有那么多？很多读者和批评家都感到很难判定。”文学评论家杨扬，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回望中国文学走过的岁月，提出了新的观点。

　　如果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文学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非网络时代的文学时期，后一个时期，是网络时代的文学时期。那么，相对而言他更为关注近十年中国文坛的变迁。当技术革新解决了文学创作发表难的困境，中国网络文学正从急剧扩张的野蛮生长期转向新网文时代。同时，杨扬也指出了当下文学创作值得关注的问题，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描写日常生活状态的作品多了，反倒是一些有力度的大视野作品少了。这是值得作家、批评家关注的文学现象。记者日前与杨扬的这场访谈，将上述观点更详尽地呈现了出来。

　　上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

　　属于20世纪80年代

　　记者：在之前的一些文学评论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强化着作家作品的创造价值。你却认为，站在今天的角度，或许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的传承比创新更加重要，为什么？

　　杨扬：文学、文化的危机感始终缠绕着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内在焦虑。从作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的老中青三代作家，他们的文学记忆和个人经验，基本都没有脱离古典传统和现代传统的塑造，区别只在于他们身上的传统印记有强有弱而已。

　　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当时仍然健在，在他们的文学世界中，中国古典传统的底色十分抢眼。汪曾祺、茹志鹃、柳青等亦是新旧文学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当我们对当代文学刨根问底时，就能发现，沿着柳青的足迹，走来了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等作家。同样，在茹志鹃之后，我们看到了王安忆、陈村、赵长天以及很多作家之间的关联。

　　记者：在随后的几年里，路遥、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等一批作家，用一部部杰出作品给文坛以惊艳。有评论者称20世纪80年代为“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有评论家认为，五四新文学传统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了一个新的改变。你怎么看这些说法？

　　杨扬：1984年，或是1985年，常常被一些评论家视为新小说和新批评的历史元年。原先的小说写作，都是照着惯例在摹写，但1985年前后，一批“稀奇古怪”的小说作品登堂入室。作家们的聚焦重点，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文学批评则撇开主题、内容等问题，转向文学本体问题。这些既抽象又具体的文学理论，成为批评实践和小说实验的有力支撑。与此同时，电影、电视这类大众艺术门类也热情加入，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的出现，使得莫言、苏童成为普通百姓追捧的明星人物。他们的小说，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中国文脉奔腾不息

　　千言万语归入长江黄河

　　记者：中国作家的作品数量，在四十年来的岁月中，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你怎么评价这种数据上的膨胀？

　　杨扬：如果将五四以来一百年的文学进行完整的巡展，人们将看到“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全集数量之大，远远超越了历代传统作家的创作。随后的柳青、茹志鹃等，尽管才华出众，但编成文集也就寥寥几卷。此后的王蒙、张贤亮、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就作品的数量而言，并不弱于50年代之前的作家。这种文学现象似乎意味着某种写作历史的重新衔接，也就是文脉的复归或延续。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21世纪初的作家作品在品质上超越了20世纪初的作家作品。你怎么看？

　　杨扬：这样的观点尽管显得有点高调，但着意点在于强化今天的文学创作与历史文脉的对接。对一些四十年来的中国作家作品的论述，很多人侧重于创新和时代独特性，但放宽眼光、拉长时段，或许人们将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异中相同之处将远远多于同中相异之处。这种同，是共同的历史文化的影响痕迹，也就是同一时空约束下的故事、人物、情节、情调、氛围、意蕴和追求的价值目标。所谓的差异性，也不是根本断裂，反倒是一种家族延续的相似性和近似面相。

　　所以，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尽管分支众多，形态各异，但就文脉而言，千言万语最后都归入长江黄河。中国的文学脉络犹如大江大河，浩浩荡荡，至今奔腾着、流淌着。

　　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