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光（莲都）

　　十九岁那年，是我被人们划入男子汉行列的第二个年头。

　　春阳斜斜地扫过来，把我的身子拉出了一个长长的背影。我走回屋子站在脸盆架上的镜子前认真地照了照，发现一根像样的胡子也没有，嘴唇四周是一圈带着稚气的绒毛。从此，我开始留意什么时候长胡须。

　　是男人了，蛮力还是有一把的。两百斤重的担子，我肩膀一扛，挑起就走。种菜打柴，我样样在行。平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工分是正劳力档次，每每争先。生产队有一丘田，名为赤下条，凸凸凹凹狭长百余米，六行秧苗正好从凹凸处卡过。春日，师傅从这头插过去，我从那头插过来，中间把六行秧苗对接得笔直。烈日下，我戴一顶斗笠，把汗珠子摔成十八瓣，然后再让山风吹一吹，叫做享受；雨天里，我穿一件破簑衣，水渗肉身，找岩洞能躲则躲，无躲则逃，称为锻炼体魄。好几个夏天，我拔过龙须草，卖给供销社，换取家用油盐。我曾挖过草药，甚至当过炭翁。我还背过杉木条，长驱几十里，为的是赚取几元钱的差价。难道有了这一切表现，就是男子汉啦？

　　我有点懵懂，一年前，我还是个高中生！

　　某个清朗的艳阳天，我躺在树下乘凉，恍恍惚惚就走回了母校，走回了那有点蒙太奇的学校生活。

　　年代一直“革命”着，忽然就复课了。北山高中第二届招生选拔。居然也考试：语、数、政治，我在乡校成绩中名列前茅，老爸是老党员，毫无疑义地上榜了，从此，一个星期来回八十里山路，往复循环了整两年。其间，包括星期六星期天保障家庭生火柴仓，以及寒暑假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够工分保证年终算账分红。

　　苦和累是常事。那个年代，物质和精神双贫乏。每个星期两罐咸菜，每顿红薯丝伴上几粒米饭，咸菜吃完了，就去买上两分钱的酱油往饭盒里一浇，便吃得满口留香。至于玩的，也就是穷乐了。从小就见父亲用毛竹制成二胡、京胡甚至笛子，虽然那弦是麻线，尽管棕丝琴弓拉出的戏谱五音不全，但仍然能听出是西皮还是二簧，让人好生感动。我耳濡目染，慢慢就爱好上了音乐。那时学校的作息制度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晚自修后，寝室里常是琴声悠然，歌声朗朗，好不欢乐。吹拉弹唱，同学们同心协力，气氛每每不亚于一场小型的文艺晚会。

　　高中阶段，最怕的就是男女同桌了，每次排座位，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生怕老师把我和女同学排在同桌。要知道，十八岁的我，平时看一眼女同学，都感觉是亵渎了什么，更何况是同桌。有一次上课时，我见前排一女同学的裤子红了一大片，并且还洇到了凳子上，惊讶得叫了起来：她流血了呢！结果弄得同学们和老师都尴尬不已，后来当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时，羞得我几个星期不敢再说话。

　　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右派分子，是大城市下放到我们学校监督改造的，还有一位上海派来支教的音乐女老师，那歌声和美貌一样漂亮，但我从来不敢和她们说话。上海，大城市，我听过，但没想过。我一个从大山旮旯里走来的穷学生，能配想什么和能配做什么呢！

　　两年制的高中一晃就毕业了，没有高考，我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又开始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我是村里当代唯一的高中生，人们都说我是书生了，但我能“书生”出什么呢？

　　十九岁了，男子汉，男子后面带个汉字，是有血性的，我总不能就这样过上一辈子吧！当年体检合格，我毫不犹豫地参军入伍了，并成了共和国恢复军衔制后的第一批少校军官。

　　感谢家庭，让我健康成长，并接受了儒家的传统美德教育，使我懂得了怎样做人。

　　感谢两年高中生活，我的方块字组词爱好天赋，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十九岁，那真是个值得纪念的年龄。